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于7月12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行程涵盖上海、北京、成都三地。值得注意的是，此访是其2022年就任总理后的第二次访华，也是今年5月连任后的首次外访，正值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第二个十年。

澳大利亚如何在强化与美国安全同盟的同时，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曾有“以印度替代中国”的设想，后来面临哪些挑战？观察者网就此与亚太问题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于镭展开对话。

7月12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抵达中国上海 路透社

“双院”战略，英联邦传统塑造地缘认知

“澳大利亚深受英帝国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区域安全观。”于镭指出，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将亚太地区划分为两个战略区域：南太平洋地区被视为其“后院”，而东南亚地区则被视作“前院”。这种“双院”战略构想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取向。基于这种地缘政治认知，澳大利亚在联邦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始终将英国视为亚太地区的霸权国，并将自身定位为亚太地区的次霸权国。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国家，澳大利亚的定位也发生转变，认为自己是亚太地区的四大“中等强国”之一。小布什总统任内曾公开表示，美国是亚太地区的“警长”，而澳大利亚是“副警长”，这番言论既体现美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视，也显示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在该地区有自身的战略考量与安全思维。

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在战后坚定奉行“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坚固的军事盟友”的立场，认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是其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形成了深度战略捆绑。

冷战后期，由于中国反对苏联扩张，与美澳在战略上存在一定共识，因此当时澳大利亚并不存在明显的“选边站”问题。

 “最大贸易伙伴并非军事盟友”，澳大利亚的选边困境

据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已跻身澳大利亚第三大商品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和美国。而到了2009年，中国对澳贸易额实现飞跃，首次超过日美，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对象。

进入21世纪，伴随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中澳经贸联系迅速深化。由此，“如何在中美关系中维持平衡”逐渐演变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曾公开表示，澳大利亚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强调：“澳大利亚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并非完全等同于美国。”

2004年，美国进一步向霍华德政府施压，要求其明确态度：“一旦中美爆发冲突，澳大利亚是否会站在美国一方对抗中国？”对此，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回应指出，《美澳同盟条约》并不意味着澳方必须自动介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条约仅在“第三国对美国或澳大利亚领土发动武装攻击”时才具约束力。于镭分析认为，霍华德政府此番回应清晰展现出其战略上的谨慎，一方面力图维持对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又避免挑战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底线。

2009年，澳大利亚首次面临“最重要贸易伙伴并非法定安全盟友”的现实局面，随之引发澳大利亚国内关于如何协调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激烈争论。在这一背景下，霍华德之后的陆克文与吉拉德政府基本延续其“平衡外交”的策略，努力在深化对华经贸关系的同时，稳住与美国的战略安全纽带，力求在中美之间维持相对灵活的外交空间。

这种“平衡状态”大致维持至2016年下半年。彼时，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因达尔文港租赁权由中资企业获得，公开表示该结果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引发广泛关注。而继任的莫里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立场则更为强硬，先后质疑中国留学生涉及间谍活动、限制中资并购澳企，并推动多项审查措施，从而使中澳关系紧张升级，并导致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达到历史峰值约165亿澳元（约合120亿美元）。然而，随着中澳关系日益紧张，投资额急剧下降。2019年投资降至约25亿澳元，2020年进一步下降至约10亿澳元，下降幅度分别为47%和61%。

于镭分析指出，这一经济冲击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广泛不满情绪，客观上为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赢得大选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政府上台后，其外交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钟摆回调”特征，一方面通过缓和外交辞令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则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试图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以印度替代中国”？澳前总理的一厢情愿

正因如此，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围绕“是否能够替代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辩论。

2021年8月，澳印贸易特使、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指出：“解决与中国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印度”，并主张“印度完全可以取代中国”。他认为，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更是号召民主国家“摆脱中国依赖”的重要信号。

然而，“从数据角度来看，这一构想并不现实。”于镭指出， 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额约为1600亿澳元，而根据澳大利亚官方预测，到2035年，澳大利亚对印度的出口总额仅为350亿澳元。换言之，即使到2035年，印度市场的容量仍远无法替代现有的中国市场。

实际上，中国目前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澳大利亚约33%的出口商品销往中国，中国也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澳整体国际贸易中占比高达25%。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每年带来约700亿澳元的顺差收入，在澳外汇结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由此可见，中国市场对于澳大利亚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现实迫使澳方在处理中澳关系时，必须在经济利益与战略考量之间进行权衡与协调。”于镭表示。

“此外，中国始终倡导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强调地区稳定与共同繁荣。在多边区域合作中，中国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三化进程。”于镭认为，这一理念与澳大利亚长期主张高度契合。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澳大利亚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尤其重视亚太地区的制度性开放与合作机制。在理念层面，中澳在推进亚太经济繁荣方面目标高度一致。

不过，于镭也指出，尽管两国存在诸多共识，当前一些域外大国的介入使亚太局势日趋复杂。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为中澳合作带来更多挑战，也增加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战略抉择与平衡路径，阿尔巴尼斯的现实考量

据路透社7月11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启程前往北京前表示，澳方将坚定推进AUKUS核潜艇项目，且不会因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动摇，仍将维持与美英的深度防务协作。

AUKUS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于2021年成立的军事安全联盟。核心内容包括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共享先进军事技术。该联盟被视为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7月14日，澳大利亚联合美英日在内的19国联合军演正在进行中 美联社

于镭表示，这一立场延续了前总理莫里森时期的政策导向，后者曾高度评价AUKUS合作，凸显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深度依赖。

另据美联社7月14日报道，澳大利亚正与美、日、韩、英等18国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及周边海域举行“Talisman Sabre”联合军演。此次军演为该系列演习启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在回应中国在南海与西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

除防务合作外，澳大利亚在经济安全领域也日益加强与美西方的协同。2023年，拜登政府发起“关键矿产联盟”，澳大利亚作为矿产资源大国积极参与其中，力图在这一多边平台上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强化与美西方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澳方不仅希望巩固在全球战略资源供应链中的地位，也意在提升本国经济安全与产业链韧性。

“然而，这一战略布局存在明显短板。尽管资源储量丰富，澳方却在精炼与加工环节严重依赖中国。”于镭指出，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矿产精炼技术基本上集中于中国。在稀土、铁矿石等关键领域，澳大利亚虽拥有全球领先的资源储量，却因缺乏中国主导的高端提纯与深度加工技术，难以实现资源价值的完全释放。

“回顾近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澳关系依旧稳固。美国致力于整合盟友力量，巩固其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持续推动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然而，特朗普政府奉行激进的‘美国优先’政策，动摇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

于镭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反而促使澳大利亚政府逐步强化对外战略的多元性，开始探索更加平衡的外交路径，积极拓展与中国在区域事务与经贸领域的合作空间。因此，面对中美竞争日益加剧和对双方结构性依赖的现实掣肘，澳方愈发倾向于维持“模糊选边”的姿态，以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在这一背景下，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钟摆回调”正是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灵活调整的体现。一方面巩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现实。未来，澳大利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权衡安全与经济、价值观与现实利益，将成为其对外政策持续面临的核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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