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想要动用关税“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做梦都想实现这一目标，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刚放言，“美国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拧着螺丝钉制造iPhone”，他又悄悄豁免了手机等科技类产品的“对等关税”。

当地时间4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家泰吉·帕里克（Tej Parikh）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详细解读了特朗普想用关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计划。他直言，这一计划当然极具诱惑力，可美国想要复制发展中国家工厂的规模与专业化，需要两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和资本。

残酷的现实就摆在眼前，很少有美国人愿意投身制造业，这让劳动力这一要素成为泡影；而想通过提高关税来逼迫企业转移到美国，但投资者需要得到的三大保障，美国又无一具备，也让资本这一要素成为空谈。

眼下特朗普的高关税逼迫劳动密集型供应链回流，代价是牺牲高附加值产业，这同时也会推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在首个执政任期滥施钢铝关税，实际上就荼毒了整个产业，而如今他的“关税大棒”更粗更长，危害之大，可想而知。

帕里克警告，特朗普的这种“制造业怀旧主义”将导致美国的衰退，他的这些“愿景”反而会让美国倒退数十年，让美国变得更贫穷。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日，美国白宫，特朗普手持一份关于外贸壁垒的报告发表讲话。 视觉中国

首先，文章作者帕里克试着站在和美国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观察着在过去40年里美国制造业的现实情况——工作岗位不断减少、来自国外的竞争性进口导致工厂关闭、许多以前的工业区未能恢复生机……在此期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加剧，资本最富裕阶层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持续扩大。

德意志银行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吉姆·里德（Jim Reid）的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财富收入比的变化趋势与国际贸易占全球GDP比重高度相关。

“（这或许反映出全球化红利）通过更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及新兴市场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最终转化为股东收益。”他在一份客户报告中写道：“可以说，这挤压了发达市场的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工人。”

文章指出，随着特朗普动用关税等保护主义工具，美国资本市场出现了暴跌，而他却反而借着股市下跌继续贩卖其论调：“我很自豪能成为工人的总统，而不是外包商的总统；一个代表普通民众而不是华尔街的总统；保护中产阶级，而不是政治阶层。”

特朗普看似美好的发言，确实突显出了“制造业回流”的诱惑力巨大，但若要人们支持他的计划，必须要让人相信——美国能够且应当把劳动密集型工厂岗位带回本土，而关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

“无论如何，若想复制发展中国家工厂的规模与专业化程度，美国需要两大要素：工人劳动力和资本。”

文章指出，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如今鲜有美国人愿意投身制造业。2024年，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调查显示，仅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工厂工作优于现有职业。特朗普所谓的“中产阶级”多数已转向非实物生产领域，本届美国政府还对移民持敌对态度。

认为“如果更多美国人从事制造业，美国会更好”的受访者比例高达80%，而认同“如果我在工厂工作会更好”的比例骤降至20%左右。在这两个调查问题中，共和人和共和党倾向者的认同度都高于全体美国人的认同度 《金融时报》制图

至于资本，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迫使企业在美国设厂是有其局限性的。考虑到产能转移至美国的高昂成本，投资者需要三大保障：充足劳动力、稳定的本土供应链，以及明确的关税政策期限——而当前这些条件无一具备。

以苹果公司为例，韦德布什证券分析师丹·艾夫斯（Dan Ives）估计，仅仅将这家iPhone制造商十分之一的供应链从亚洲转移到美国，就需要至少三年时间和300亿美元。

在4月2日宣布所谓“对等关税”的“解放日”讲话中，特朗普邀请退休汽车工人布莱恩·潘内贝克（Brian Pannebecker）说了几句话：“我看着底特律一家又一家的工厂……倒闭。（总统的）关税政策将把产品带回那些未充分利用的工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三四年后会发生什么。”

潘内贝克的这番话，似乎显示一些美国人愿意等待。而文章作者帕里克想质问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是：“但即便真有制造业岗位回流，你们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呢？”

他认为，不可否认，尽管自动化也是重要因素，但外包也确实导致部分工厂岗位流失。不过，纠结于这些损失，并试图遏制美国的贸易开放，会掩盖由此带来的整体经济利益。

当地时间2024年9月9日，美国加州，2024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举行。iPhone 16系列亮相。 IC photo

帕里克称，事实上，美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仅次于中国，位居第二。以大多数标准衡量，美国已经是“制造业超级大国”。

卡托研究所副主任科林·格拉博（Colin Grabow）表示：“美国人现在设计和制造在别处组装的网球鞋和iPhone等产品。他们可能不会在工厂里辛苦劳作，甚至不会为拥有工厂的公司工作，但仍然是生产线上至关重要的齿轮。”

自199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了超过500万个，但同期在专业与商业服务业领域创造了1180万个就业岗位，与跨国供应链相关的运输物流业也新增330万个岗位。

然而，若关税壁垒旨在迫使劳动密集型供应链环节回流，其代价将是牺牲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美国企业将不得不重新配置资源，这意味着必须缩减服务与研发规模，而问题又回到了之前所说的——外资流入难以指望，劳动力供给也十分有限。

这还意味着全社会必须承受成本的上升。考虑到规模效应减弱、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及“转型成本”，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将推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而这些家庭目前依赖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商品。在本土供应链成型前，关税推高的进口成本同样会造成物价上涨。

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对钢铝产品加征的232条款关税，推高了制造商生产成本，反而导致相关行业就业萎缩、抬升消费品价格并损害出口。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在钢铁行业“挽救”一个岗位的代价高达65万美元。试想，这种成本效应在特朗普如今的全面关税政策下，有什么样的放大效果？

讲了这么多，文章作者帕里克就是想指出，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重建劳动密集型工厂体系的想法，既艰难又违背经济规律。他认为，真正的政策重点应是加速转型升级而非保护落后产能，具体包括：放宽城市规划限制以促进区域再生、激励金融市场更多地向实体经济投资、推动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技能，以及维护强有力的市场竞争政策（关税壁垒反而会抬高准入门槛，阻碍中小企业发展）。

在特朗普执政下，这些领域的政策缺失让全球化成了替罪羊，其实解决根本问题比保护主义更能吸引外资并创造就业。作者最后强调，特朗普的关税计划本质上会让美国倒退数十年，如果其支持者执意如此，就必须接受美国整体变得更贫穷这一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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