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与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的巴政治学者萨迪克·阿布·阿梅尔（Sadeq Abu Amer）近日对话观察者网，在上篇里集中讨论了哈尼亚遇袭身亡的后续影响，以及美国、以色列在中东的图谋。

本文为对话的下半部分，将讨论更多巴勒斯坦内部的问题，以及他个人对中方深入参与和平进程的期待。

萨迪克是“巴勒斯坦对话小组”（Palestinian Dialogue Group）的负责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定期举办巴勒斯坦政策论坛、开办培训班等，创造对话空间，提高巴勒斯坦的国家能力。“对话小组”曾与哈尼亚等哈马斯高层举行政治会议。

萨迪克来自加沙地区，目前主要在土耳其活动，但家人们仍留在满目疮痍的故土。

巴勒斯坦政治学者萨迪克 萨迪克本人供图

“法塔赫没有明说，却已开始理解哈马斯”

萨迪克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包括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各团体在许多问题上以及在其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存在分歧。例如，法塔赫选择谈判路线并专注于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机构，而哈马斯则拥抱武装抵抗，拒绝谈判或承认以色列。但在他看来，这些为人熟知的分歧背后，双方也有不断趋近的改变。

萨迪克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都采取了拒绝两国方案的立场。后来哈马斯提出了更灵活的想法，同意在国际法框架下建立1967年边界内的巴勒斯坦国，以换取长期、可能持续数十年停火，而不是相互承认。

在2017年的政治文件中，哈马斯澄清了其立场，表示如果在1967年边界内建立国家能够增进全国共识，他们愿意接受。这旨在防止有人利用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立场，来阻碍基于“土地换和平”与国际法律框架的冲突解决方案。

在1967年边界（绿线）内，巴勒斯坦土地上遍布以色列所谓“定居点”（红点）和据点（白点） 《华尔街日报》

这一解决方案始于马德里，延续至奥斯陆，并在戴维营谈判中达成，哈马斯的立场一直是反对从马德里会议，到奥斯陆协议及后续协议的整个和平进程。但后来哈马斯在谈判中，声明不会偏离巴勒斯坦的共识。

法塔赫则一直要求哈马斯遵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协议，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尽管“承认以色列”被哈马斯视为对其存在基础的削弱，但它的澄清认可了在1967年边界内建立一个事实上与以色列共存的国家。

按照萨迪克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被占领”这一压在巴勒斯坦人头上的现实，双方的政治愿景已开始趋同。“以色列拒绝法塔赫的谈判路线后，法塔赫没有明说，却已开始理解哈马斯的做法。”

萨迪克感慨，现实就是每个人都感到巴勒斯坦的影响力在下降，其控制命运的能力在减弱。巴勒斯坦人的选择在减少，因阿拉伯世界的软弱和国际上对巴勒斯坦问题兴趣的减弱，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正受到威胁。

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一把伞”，是巴勒斯坦斗争中最重要的民族成就。

“对于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事业的人来说，巴解组织是他们的主要障碍，因为它是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保障他们获得民族解放、自决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民族权利。”

萨迪克认为，无论谁领导巴解组织，大多数派别都将其视为巴勒斯坦人的象征性家园。每个巴勒斯坦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自然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它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愿望。

“团结在巴解组织周围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目标。我相信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同意解决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北京宣言》中，各派别能“确认巴解组织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

对话、流血与破坏

谈到如何参与巴勒斯坦内部的和平进程，萨迪克介绍说，“巴勒斯坦对话小组”曾与许多这些派别有过交流，除了哈马斯和法塔赫，还有人阵（Popular Front），他们同巴勒斯坦民阵（Democratic Front）和大马士革的人阵总部（General Command in Damascus）也有过有限的接触。

这些互动主要集中在了解这些派别在当前问题上的总体立场、他们在民族关系上的态度和他们的政治偏好——在巴解组织内部活动或建立新框架。

考虑到巴勒斯坦舞台上的新动态，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向巴解组织现任领导层施压，使该组织能够在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重组。

“我们不断提出建议，帮助这些派别统一立场和看法，在关于如何处理与占领军的冲突的问题上。这是通过定期的政治咨询和形势评估来实现的，这加深了他们对冲突演变和结果的理解，也加深了他们对与这些演变相关的国际、地区相互关系的理解。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每个派别内部，对这些努力的评价或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归因于每个领导人的经验和对新思想的开放程度。”

萨迪克说，在大多数关于巴勒斯坦和解的交流中，领导人们面临许多困难。这些挑战源于双方的心理因素，以及在和解会谈之前、期间和之后各派别间紧张局势的加剧。

“以往的经验表明，某些势力会操纵局势以阻止和解。当没能成功时，敌对方会采取直接方法破坏这些协议，包括暗杀参与协议或领导和解努力的关键人物。”

例如，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曾通过秘密通信达成未公开的协议。此协议旨在协调双方，使哈马斯的行动不会妨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治谈判，而是作为谈判工具来改善他们与占领国和美国的谈判地位，同时避免使用权力机构的安全和情报工具针对抵抗力量，并尽可能保护他们。

当时，哈马斯的著名领导人工程师伊斯梅尔·阿布·沙纳布在亚辛的支持下领导了这次沟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方面，阿拉法特则安排穆罕默德·达赫兰和萨米尔·马什哈拉维作为代表。这一未宣布的协议导致了沙纳布被暗杀，严重影响了和解努力。

2005年的协议是随后和解会议的基础，涉及哈马斯同意与占领军停战，以换取参与包括市政、立法、总统和海外全国委员会选举在内的全面选举。该协议基于巴勒斯坦囚犯文件，并得到包括哈马斯著名领导人贾迈勒·阿尔纳希和阿巴斯·赛义德、马尔万·巴尔古提等所有派别领导人的支持。然而，这一共识未能持续到2007年的麦加协议，导致巴勒斯坦在2011年前进入政治和地理分裂阶段。

2011年签署的最大范围的和解协议，汇集了巴勒斯坦各派别的领导人、民间团体和独立的民族人士。协议旨在统一巴勒斯坦的各个机构，解决哈马斯政府雇员的问题，以及处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安全部队的地位问题。

会议还达成了一项被称为“巴勒斯坦各派最高领导人框架”的过渡领导层协议，该框架包括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派别领导人和成员。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的“阿拉伯之春”促进了巴勒斯坦各方的相互理解，巴勒斯坦人从中受益匪浅。然而，由于在总理任命问题上存在分歧，哈马斯拒绝了提议的候选人，导致协议的执行面临挑战。

2014年4月的沙提协议在被罢免的总理哈尼亚的住所举行，旨在组建由拉米·哈姆达拉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并统一巴勒斯坦政府机构。然而，不久之后，一群隶属于哈马斯的武装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绑架了以色列定居者，导致安全局势迅速升级。以色列指责加沙的哈马斯策划了这次行动，随后对加沙发动了全面袭击，导致大范围的破坏，阻碍了协议的实施。

尽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这一局势感到恼怒，但时任哈马斯政治局负责人的哈立德·梅沙尔还是主动管理了与以色列的谈判。由代表阿巴斯总统的阿扎姆·艾哈迈德率领，包括哈马斯、杰哈德和人阵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巴勒斯坦联合谈判代表团。

后来，各方立场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2017年协议。该协议恢复了哈姆达拉的政府作为民族团结政府，并进行了调整，包括解散哈马斯在加沙成立的所谓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充当“加沙政府”。哈马斯将所有机构和部委，包括边境口岸，移交给了哈姆达拉的政府。

哈姆达拉担任巴勒斯坦总理至2019年 维基

然而，该协议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总理哈姆达拉和情报部门负责人马吉德·法拉吉进入加沙的车队遭到未遂爆炸袭击后，各方就这起安全事件的责任相互指责，使为局势恢复正常而进行的调解努力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