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禾产业观察（ID：Taifangwu） 作者：刘爱国，数据支持：钛禾产业研究院。

2018年10月14日，美国国防部负责运维和采办的副部长艾伦·洛德，迎来了她上任以来的重要一天。

这一天，军事通信技术领域的承包商哈里斯（Harris Corp）与L3技术（L3Technologies）宣布，通过股权置换方式进行合并。这两家公司的合计市值约340亿美元，将超过1997年波音与麦道公司的合并交易，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防务企业合并案。

作为特朗普政府的得力干将，这位面容喜庆的女性副部长，还有一个重要职责，是负责领导对美国军工企业合并的审核。而所有的审核，将针对潜在问题（包括是否导致垄断）来审查国内主要防务公司的任何合并。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伦·洛德

合并之后，新组建的L3哈里斯科技公司规模将超过欧洲空客、俄罗斯金刚石-安泰，成为世界第七大防务集团。

这场合并案的起因，始于特朗普上任后，市场环境的微妙变化。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增加525亿美元，达到5740亿美元，增幅达到9%。此外，还有646亿美元的海外应急行动（OCO）预算用以应付突发海外军事行动。[1]这些增加的预算，使得美国突然增加了很多可以用于购买装备的资金。

而增加的军事订单，就成了国防企业争抢的对象。

抛出胡萝卜的同时，特朗普也亮出了大棒。不止一次的通过削减部门预算等手段，要求企业以降价来换取大订单。这就迫使已形成领域垄断的军工巨头们，不得不考虑压缩成本，来降低军品售价。

很显然，这次合并，是两家公司根据未来三五年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的一次未雨绸缪的调整。

若是放到西方国家近20年的历程中来看，这样的合并案人们或许早已司空见惯。吃瓜群众在围观的同时，也不禁发出另外一个隐忧：这种直接影响市场格局的合并行为，到底是谁说了算？在企业中并不直接占股份的美国政府，又如何约束这些股权分散、行为“市场化”的军工巨头？

事实上，即使在历经冷战和数次对外战争的巨大利润诱惑下，这些能让地球颤抖的军工巨头们也从未失控，而是在五角大楼的“紧箍咒”里，在“华尔街之手”的驱使下，忠心耿耿，完成着自己的任务使命。艾伦·洛德对媒体说：

“基本上，我们喜欢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我们会介入。”

2018年的世界防务产业格局中，不应该忽略另外一支力量的崛起——大洋彼岸的中国，正在自上而下，全力推动军民融合，并历经一场规模浩大的军工资产证券化改造。

这场自上而下的深化改革，直接触及国家科技和战略安全最敏感的领域。有人担心：一方面，产权多元化，国有股份不断被摊薄后，如何有力约束企业今后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不充分放开，又如何得到投资者的信任？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来寻找答案。

跳不出的手掌心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军工企业完全市场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美国的军工巨头，看起来在以“市场化”的方式展开竞争，但是这个市场的最终买家只有一个——五角大楼。即使对外军售，也同样需要五角大楼拟定计划，并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审批。

而五角大楼的订单，就是对军工巨头最直接的约束。决定需求的人，从来都是这个市场最大的庄家。

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对二战以来形成的传统战争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战后，美国军方积极推进新军事变革，强调能力对能力的竞争、体系对体系的对抗，迫切需要军工企业由以前单一武器装备供应商，转变为作战能力与作战体系提供商。

199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J·佩里在一次国防工业主管参加的晚宴上发表演说，公开鼓励合并。这次著名的晚宴被西方军工行业称之为“最后的晚餐”。[2]

随后掀起的军工企业合并浪潮，五角大楼正是以军备订单作为杠杆，来撬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军工企业大洗牌。通过近十年的并购和重组，美国原来一些涉足军工领域的重要企业，如通用电气、IBM、福特、劳拉、西屋等公司，通过把军工业务部门出售给顶层的竞争者而退出了军工市场。而顶层的军工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迅速成长为产业巨头，美国主要军工供应商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50家急遽减少到2002年的5家，军工产业至此进入“五大巨头时代”。

这一时期的美国五大军工巨头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电气、雷神公司

虽然政府没有直接参股企业，但是给予的订单，相当于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变相投资。而政府之所以愿意在采购中默认让企业赚取丰厚的利润，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给予企业持续研发的充足资金。

企业为政府卖命，根本动力还是有利可图。但对于操盘的庄家来说，从来不会让闲家无休止的赢钱。

2016年，刚刚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在推特上批评，“波音公司正在为未来美国总统建造新型的747空军一号，但是成本已经失控，超过了40亿美元。取消订单吧！” 此话一出，波音股价一度跌逾1%，一夜之间蒸发十几亿美元。

“我们想要波音公司赚钱，但不是赚那么多钱！”这是特朗普更早时候对媒体的表态。

除了订单的“紧箍咒”外，美国政府掌控军工巨头，还有完善的法律与强大的行政干预。近年来媒体报道中屡屡亮相的《反垄断法案》，便是其中的一张王牌。

哈里斯和L3技术的合并案时，也有人提出垄断的质疑。但之所以没有受到五角大楼的过多干预，是因为两大公司的业务线重叠度并不算高，用户群体各不相同。L3技术专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以及保密通讯、模拟训练等设备。哈里斯专注与战场通讯、电子战设备、航空管理等业务。”根据美银美林的分析报告认为：

“互补的产品线可以使合并的公司提高竞争力，扩大产品线，并通过整合降低成本。而且国防部也容易批准两者的合并。”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桩合并案，则没有这么幸运。

1997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申请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合并，以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虽然正值合并浪潮的高峰，美国政府考虑到该合并完成后，将打破刚刚形成的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强竞争平衡，加上波音公司出手极力阻止，美国司法部出于反垄断考虑未予批准。

以自由竞争为基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这是美国政府的基本态度。环境因时变化，只要符合“国家意志”，政府的“干预之手”也可以帮助军工企业扫清障碍。

2002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收购美国第八大军工企业TRW公司，此举遭到行业“老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强烈阻止。但美国司法部还是批准了该合并案，因为这将打破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在航空航天领域垄断多年的局面，形成新的三强竞争格局。新的竞争者加入，意味着采购成本的下降，美国国防部也可因此坐收渔利。

政府强大的干预力，并不意味着“人治”大于“法治”。若是军工承包商对裁判结果存有质疑，可以通过两种途径申诉：向国会政府问责办公室投诉；或向联邦索赔法院起诉。这样至少从程序上保证了竞争的公平。

2017年5月2日，Space X为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家侦察局（NRO）成功发射了一颗间谍卫星——NROL-76。这是Space X首次执行军事任务。

以往，美国的军事发射任务多由波音与洛克希德·马丁成立的一家合资公司承担，单次发射的成本在1.6亿美元，而猎鹰9号可将成本控制在一亿美元以内。

首次执行军事任务的猎鹰9号

但一开始，美国空军并不愿意给SpaceX机会。2014年，马斯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决定对美国空军提起不公平竞争诉讼，以进入国家安全相关的火箭发射领域。最终凭借极大的价格优势，如愿以偿地抢到了空军的一系列发射订单。

订单指挥棒+完善的法律保障，是美国政府掌控军工企业的关键手段。而牵住军工企业这头牛鼻子的，还有一条隐形的绳索——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