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外界高度关注此次金砖峰会如何为中印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中印高层互动趋于频繁，两国关系在经历2020年边境冲突的低谷后持续回暖：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持续推进；印度逐步放松部分对华经贸限制；两国相继放宽签证政策，并重启中断多年的直航。与此同时，美印关系因关税、能源等问题陷入波动。

当前中印关系究竟处在什么阶段？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的牵制是否正在减弱？印度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美国因素占了几成？又有多少是出于其自身经济需求的考量？随着印度和中国接连担任金砖主席国，这两个金砖最大经济体能否跨越分歧的干扰，在多边框架下求同存异、激活务实合作的新空间？

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近期对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仕胜。

观察者网：中印关系自2024年下半年开始修复，印度总理莫迪去年来华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是他七年来首次访华。应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这也是习主席七年来首次访印。您如何评估当前中印关系所处的阶段？

胡仕胜：当前中印关系处于“止跌企稳、缓慢回升、竞合并存”的“新常态”初期——是托底（floor-building），不是重置（reset）；是战术性接近，不是战略性和解。

此轮止跌回升以2024年10月喀山金砖峰会两国领导人五年来首次晤谈为转折，2025年8月莫迪访华出席上合天津峰会予以巩固。随着习主席七年来的首访印度，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

2025年8月31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外交部

当前，安全上，边境步入事实上的“武装共处”新常态。印度前外秘顾凯杰（Vijay Keshav Gokhale）今年以来多次强调，边境地区“低成本和平共处”的旧范式已难恢复，“武装共处”将成新常态，实控线将重兵永久对峙。这是印方战略界的重要判断，非双方的官方定性。但客观而言，这一说法却也反映实情。

实际上，加勒万河谷事件以来，两国在边境地区“军事上重兵对峙、管控上机制化维稳”并行不悖——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WMCC）第34至36次会议、特代第24、25次会晤相继举行，2026年8月北京特代会晤达成8点共识，新增将军级会晤点与边防热线。

总之，边界问题已由过去几年的“危机管控”过渡到“边境管理”新阶段。前置化重兵对峙加上边防监控科技赋能，边境冲突将大幅减少，两国在边境争议地区处于事实上的“和平与安宁”状态，边界争端不再是两国关系的最大干扰源，甚至其干扰性降至可以忽视不计的程度。但两国间的安全互信仍有待进一步建立。安全防范仍是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

经济上，产供链呈“竞争性共存”。印度前外秘拉奥琪（Nirupama Rao）2025年4月在《印度教徒报》提对华“竞争性共存”策略，印知名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则将之概括为“管控式竞争”：不脱钩但战略对冲。

结构性难脱钩是硬现实，2025年中印双边贸易达到历史新高的1556亿美元。印商工部高官直言“不会与中国脱钩”。这是因为，印度的产业现代化、“印度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有赖于维持甚至扩大与中国的产供链合作。中国对印出口以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和活性药物成分为主，而这些被称作印度制造业的“工业粮食”。

因此，中印产供链合作不是“帮助印度替代中国”，而是在印度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嵌入中国供应链优势，即从“组装卖产品”逐渐升级为“共建优势产能、进军国际市场”。

多边上，金砖峰会印中接续出任主席国（印2026、中2027），这使得这一机制成为两国不断加强战略协商的大平台、中印双边关系的减压阀、功能性合作的孵化器。

两年来直航恢复、三处边贸重开、香客赴藏规模扩大、部长级会晤增多，这是可见的关系回暖表现。但在关键领域，如相互投资上，尽管莫迪政府放松中国对印投资限制，但不易落地执行；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被禁封的数百中国APP迄今仍无望“解禁”，两国迄今仍没有恢复互派常驻记者的安排。

总之，受综合实力不对称、印“中国威胁”认知固化、美印关系扰动等三大因素影响，中印关系尽管已“底部托住”，但“顶部封顶”难变。

观察者网：中印关系自2020年边境冲突后一度陷入冰点，印度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出台种种限制中资中企的举措。但今年以来，印度逐步放松对华经贸限制。您认为，促成新德里这一政策转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胡仕胜：新德里的转向并非“对华友好”，而是被现实与压力逼出的有限调整，主因有三：

其一，产业规律倒逼。印度制造高度依赖中国产供链这一“工业粮食”。尽管新德里对中印贸易失衡深厌痛绝，过去几年也有意效仿美西方对华搞“产业脱钩断链”，但2025-26财年印对华逆差仍冲至112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电力、钢铁、煤炭因设备短缺与项目延误，印度被迫从“有限进口”转向明确授权部分国企（如巴拉特重型电力公司、印度钢铁管理局）自华采购关键设备，并取消中企政府项目投标的注册与政治安全审查。更关键的是，印度即便打造“产业替代”能力，也只能是取道对华产业合作以获取技术与产能本钱。当然，这也正是“竞争性共存/管控式竞争”的内在逻辑所在，即先接纳、再替代。

当地时间2026年7月9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制造工厂内，一名员工走过光纤电缆。视觉中国

其二，美国靠不住。2026年3月瑞辛纳对话上，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直言“绝不让印度重演中国式崛起”，不会给印度当年对华般全面市场准入与技术转移的“优待”；在对印政策上，美方“不会重蹈对华战略错误”。叠加特朗普对印关税战，印度是美国盟伴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贸、产业合作也失去拜登时期的发展势头，美印合作天花板显现，新德里对冲空间收窄，被迫重启对华务实接触。

其三，转向本身苛刻且图谋明确。2026年5月修订Press Note 3，仅允许陆上邻国投资持股不超10%、不形成控制权者走自动审批；本质是对“难以替代的中国产业与技术投资”的“选择性松绑”或“选择性接纳”。但印度国内担忧“对华依赖”的焦虑根深蒂固，中企也多在观望——据称仅提出29项涉及约5.12亿美元的投资意向，远未形成跟进潮。

综上，新德里放松限制是“托底式”务实应激：用中国补自身短板，而非真重置对华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