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31日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关于常德会战失败之检讨》中称：一个多月中我军伤亡官兵五万余人，而日军伤亡只有四万人。常德会战失败之原因在于，“高级干部仍有不坚定者”，“擅自弃守常德”，“高级指挥官之位置仍多未能遵照规定推进”，“不能把握战机适切指导作战”，“陆空联络之训练不足”。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9月8日由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发出《关于拥军工作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切实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动员归队、参军；提高军人地位；对主力、地方武装的每一战役、战斗，必须充分配合，并给部队以精神、物质的鼓励。

本月

晋察冀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击溃围攻边区的七万日伪军，毙、俘敌8000人。此次反“扫荡”战空前残酷，群众遭日伪军杀害者7000人，房屋被焚毁5.4万间，粮食损失3000万斤。

日军在晋中大批抓壮丁扩大伪军，榆次集中青年120人，打算成立伪保安中队，太谷、寿阳、昔阳成立四至六个伪保安中队，平定也要抓壮丁400人，打算成立12个保安中队。

山西日军和汉奸将榆次、太谷等五个县作为特定“剿共”模范县。在政治上进行“清室”，设立“惩戒机关”，专门绑架杀害敌占区同胞，还加强乡村保甲自卫团的制度；军事上扩大伪军，派大批特务“督察员”去监视；经济上严格封锁抗日根据地，加强向根据地抢粮。在敌占区逼迫农民“农业增产”，令合作社大批收买和抢夺粮食。

阎锡山派代表与日军在太原签订秘密协定，其内容为：一、日本将沁源等13县让给阎军驻防；二、伪政府和军队中，阎锡山可派人充任要职；三、各交通要道重要据点由日军负责，对付共产党军队由阎锡山部负责，对共产党清剿后之地区由阎部接管。

新四军第5师发表《致鄂东各抗日友军各界同胞书》，列举鄂东国民党军与伪军夏南山部互相勾结，积极反共的事实。呼吁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勾敌反共”，“挑拨内战出卖抗战的罪行”。

新四军军部上报1943年底实力：军直2567人，第1师16036人，第2师17537人，第3师25576人，第4师16518人，第5师24766人，第6师5015人，第7师8477人，浙东游击纵队3632人，全军共120124人；地方武装人数为：苏中军区3430人，淮南军区5629人，苏北军区7847人，淮北军区4334人，鄂豫边区13786人，皖江军区1526人，浙东区883人，共39324人。

新四军苏中第4军分区发表战绩统计：9个月反“清乡”斗争中，共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军609人，俘日军5人、伪军1705人，争取伪军投诚1700余人，镇压汉奸、特务、密探1465人，严重地挫败了日伪“清乡”计划。

新四军卫生部成立军医学校，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江上峰任校长，宫乃泉主持教学工作。

日本在华反战同盟领袖鹿地亘在贵阳对记者说：该同盟盟员由刚组织的几十人已发展到1000多人，正加紧团结、训练、宣传、作战，来消灭日本军阀，解放日本民族，希望成立日本民族解放委员会。

日伪控制下的上海大、中学校学生数目，较太平洋战争前减少20％。据汪伪政府统计，现有中学生五万余人，大学生7300余人。

掠夺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源之枢纽《华北开发会社》总裁津岛寿一返抵东京声称：为使华北完全殖民地化，并迫使中国买办资本家在华北之2.46亿元之游资完全附属于该会社，只有军部的武力与财阀的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办到。

国民参政员刘明扬等在关于改进交通统制办法的提案中，批评交通部门“近年来邮电之速率大为减低，寄达之时日愈延愈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随时误期”。管制检查运输机关“太多”，“手续繁难，夹杂不清耽延时日，浪费人力物力损失之大难以估量”。交通运输管理检查人员“贪污舞弊彰彰在人耳目”，“交通技术人才非常缺乏”，“处处发生黄金走私，漏油做生意”，“司机生活奢侈荒淫意神昏眩，随时翻车出险”。

据统计，全国物价指数较1937年12月上涨157倍多。全国各大城市粮价猛涨，较1月份比，上涨199％者有桂林等八处，上涨200％至299％者有成都等五处，上涨300％至399％者有昆明等三处，上涨400％以上者有吉安等三处。

全国各地银行仓库检查结果，发现银行囤积居奇颇多。重庆市59家银行仓栈中有17家的货物手续不合，确属违法者至本月底有47件，已撤销看管发还者72件，尚在追求证件者32件，有货无主者63件，全无证件者21件。本月下旬在昆明检查中发现私仓78所。

各省节约建国储蓄总额已达80亿元。

行政院公布《兴办建设事业地区地籍整理办法》，凡五条。

本年

八路军作战2.4847万次，毙伤日军6.4472万人、伪军7.1929万人，俘日军421人、伪军5.1273万人。日伪军反正投诚6680人，缴获步、马枪4.7824万支，破坏铁路397里、公路2.6472万里、飞机五架、火车84列、汽车468辆、桥梁569座、封锁沟2.7961万里，攻克据点743处。八路军伤2.1874万人，亡1.1981万人。

新四军作战5327次。毙伤日伪军5.407万人，俘虏日伪军1.2357万人，反正投诚日伪军9357人。缴获步、马枪3.1317万支，破坏公路2512里、铁路102里、桥梁401座、汽车232辆、飞机一架、碉堡749座，攻克据点203个。新四军伤亡1.8997万名。

中共领导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增加到8000多万，军队恢复到47万、民兵27万，共产党员发展到90多万。

日军1月至11月份向华北解放区军民千人以上“扫荡”87次，984天，出动兵力44.45万人。向华中解放区军民“扫荡”131次，1169天，出动兵力57.247万人。其中日军出动万人以上的大“扫荡”有21次，其中华中三次，华北18次。

日军在塘沽建立华北地区最大的劳工转运站——塘沽劳工收容所。至抗战胜利前每年约有几十万劳工从这里转运出去。

1943年冬，塘沽劳工收容所初建时在塘沽德大码头，后迁至塘沽新港卡子门4号码头附近，改名“新港劳工收容所”，图为新港劳工营旧址。 滨海新区档案馆

日军在河北省张北县狼窝沟修筑巨大军事工程，为了工程保密，大批劳工遭秘密屠杀。仅在黑风口一个工地上，一次就有200多劳工被投入安固里淖冰湖里冻死。据统计有3000人被害。

日本为在吉林省梨树县属修筑二龙湖堤坝工程，毁掉村庄50多个，赶走居民一万多人。施工中，从关内和当地掳来近二万劳工，由于劳累、殴打、疾病折磨而死的1500多人。

高射炮兵成立五个指挥区部，各负责其辖区所驻部队之作战，第一区部设重庆，辖四川省境；第二区部设巴东，辖鄂、湘省境，第三区部设桂林，辖鄂、赣、闽、桂省境；第四区部设昆明，辖滇、黔省境；第五区部设西安，辖陕、甘、宁、豫省境。

春，日政府在东京召开鸦片会议，决定以伪满洲国和内蒙为生产鸦片的主要地区，负责供应亚洲全域的鸦片需要。会后，伪满禁烟局长拟定了鸦片的增产计划，奉天、四平、吉林三省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实行集团栽种。指定奉天省种200公顷，四平、吉林两省各种400公顷。原种植鸦片的热河省规定产量为1000万两，最高产量1400万两。是年，伪满与德国签订第三次经济协定，向德国输出鸦片10吨，其余向日本、香港输出。

据财政部国库署公布，本年度国库收入为145.63亿多元，国库支出为588.145亿多元。

据财政部设计考核委员会统计处公布，是年共发行内债31.75亿多元，较去年的三亿元增加10倍以上。

本年度田赋征实3360.917万担，征购及征借2955.95万担，共计6316.867万担，较1942年度略有减少。

国民政府修复和新建铁路350公里，接管铁路288公里，修复公路3200公里。铁路军运、客运1600万人。

本年度全国专科以上高等学校增至133所，在校学生7.3669万人，毕业学生1.0514万人，教师数1.0514万人，职员数1.0536万人，岁出教育经费4.19852372亿元。

在日伪军统治下，北平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都变成日本的军管区。协和医院也驻上了军队。公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私立的也只有中国大学和辅仁大学。另有“中华新闻学院”和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华北铁路学院”。北京大学校长换成亲日派钱稻荪，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辅仁大学教务长是德国人丰浮露。各校日文为必修课，北大、师大已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做教授，每校有一个日本顾问，让学生们歌颂“大东亚圣战”。日伪为了镇压爱国师生，收买特务，把大批爱国师生当作思想犯投进监狱。日伪把大、中学生组成“青训团”进行法西斯训练。日伪害怕“民众”二字，把过去的民众学校都改为“简易小学”，设“修身”课，强迫各中学学日文。地理、历史课大肆对日本歌功颂德。

据《满洲帝国学事要览》对伪满20所高等学校统计：日本学生3717人，中国学生2716人，其中奉天工业大学，日本学生383人，中国学生85人；佳木斯医科大学，日本学生309人，中国学生九人；哈尔滨学院，日本学生660人，中国学生69人；新京工业大学，日本学生420人，中国学生180人；奉天商科学院，日本学生335人，中国学生27人。日本教职员777人，中国教职员263人。

河南省灾荒严重，灾民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的也有300万人，濒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有1500万人。

东南各省鼠疫流行。浙江云和为最猖獗，统计死者逾万。福建本年鼠疫传播地区达30余县，据卫生处发表死亡3844人。此外，江西省的光泽与广东省的大埔亦有鼠疫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