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旬

朱德从延安返回总部途中，于吉县会晤阎锡山，并在阎锡山举办的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演讲。

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成立，朱理治任书记。

本月

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发出关于扩军工作的指示，要求第385旅、386旅、青年纵队在各自的补充区内扩军。各旅先在12月份补足编制，其次每旅要经常有1000人的补充营，各军分区经常有600人至1000人的补充营，以保持兵员满额，补充战斗伤亡，充实战斗力，准备粉碎敌人之新进攻。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皖中无为县开城桥地区成立，戴季英任司令员。

陶铸、杨学诚等在武汉外围鄂中地区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军委将中共山东地方党于山东沦陷后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正式八路军。任命张经武为山东纵队总指挥，黎玉为政委，下辖刘涌第2支队，马耀南第3支队，廖容标第4支队，高锦纯第5支队，张北华第6支队，王培汉第7支队，马保三第8支队，王林肯第9支队，董穆仲第12支队，苗培诚挺进支队，钟辉陇海支队，郭子化第4团等，共三万余人。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李克农任处长。

蒋介石再次重申要“以四川作为最后的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教育部颁布《青年守则》，凡12条，规定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训”，令全国各级公私立学校一律遵行。

1939年11月30日

日机八架轰炸高峰隘，日军一部向高峰隘发动猛烈攻击。昆仑关方面，日机50架分批轰炸八塘阵地，下午5时八塘失陷。

石友三部独4旅进至晋冀鲁豫根据地河北束鹿、宁晋地区。同日，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出为巩固冀南抗日民主阵地调整军事部署的命令。

日本财阀组织之华中产业视察团，由团长安藤贞五郎率领自神户抵上海。该团任务是系统调查华中全部财物，加紧进行搜括。

日本政府禁止在上海及苏、浙、皖等占领区使用日元，以减少日元外流和加强对中国沦陷区之经济掠夺。

宪政促进会在重庆组成。推定常委为孔庚、张申府、董必武、秦邦宪、刘清扬、章乃器、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李中襄、史良、曹孟君、张友渔、许宝驹、许孝炎、黄炎培、莫德惠、章伯钧、沙千里、梅龚彬、康心之、于毅夫、韩幽桐、李璜等25人。下设秘书处及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

经济部采金局设立松潘区采金处，办理松潘、懋功等县金矿开采事宜。

下旬

琼崖独立总队围困那大日军据点，俘伪军一个中队。

本月

军事委员会部署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命令第二、三、五、九战区担任主攻，其余第一、四、八、鲁苏、冀察各战区对敌实行佯攻牵制。主攻方面，第二战区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交通线；第三战区截断长江交通；第五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间日军；第九战区向粤汉路北段、南浔西线进袭。攻击开始日期除第五、九战区限本月26日前完成作战准备实施外，其余助攻方面概限于11月底，主攻方面概限于12月上旬分别实施。

日军袭击晋察冀边区一所医院，杀害几十名伤员。

罗荣桓、郭洪涛到达山东省单县，纠正湖西边区党组织和部队自8月开始在内部肃清托派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徐海东率中原局机关由皖北涡阳县新兴集南下。12月上旬抵达定远县藕塘集地区。

豫皖苏边区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吴芝圃任主任，刘宠光任副主任。同时成立豫皖苏边区参议会和宪政促进会。

豫皖苏边区萧县游击支队和宿县大队合编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第3总队，耿蕴斋任总队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

国民党方面代表何应钦、贺耀组等与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先后多次进行谈判，试图解决八路军人事经理及其经济制度等问题。何等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在华北擅发纸币，并提出中央应有权派人到八路军中去，有权统一经理制度和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叶剑英答复说明钞票并非八路军所发，此为河北地方政府问题。至人事任免，事实上早已统一，八路军团以上干部都已呈请过中央委任，惟政治部及军需署派人办不到。对于经费问题，叶表示八路军全都用在军队身上，并未移作他用。但何应钦仍坚持己见，双方继续谈判。当月，因华北及西北军事摩擦加剧，中共中央决定调第359旅回援边区，双方遂为第359旅回援事反复商谈，中共中央坚持不让第359旅再回黄河以东。

军事委员会指令核准《战时公路军事运输条例》，凡10条；《战时公路军事运输实施规则》，凡29条。

湖北省汉阳、汉川、沔阳三县民众散发《请看128师官兵之横暴，汉阳、汉川、沔阳三县老百姓之劫运》传单，揭露王劲哉第128师勒款逼粮、擅杀无辜、强奸妇女的种种罪行。

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调查员刘守光向行政院报告马鸿逵、马步青部队勒索甘、陕两省人民情况，略称：“据武威专署报告，民乐一小县，驻军一营，每年给养14万元，而实际民众负担则在70万元以上。民勤一县，每年正常田赋不及10万，而驻军征发之数则在百数十万元以上。故河西民众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亦不足供应此种无穷需索。民众生路既绝，则黠者去为盗匪，驯者相率逃亡，孑遣之民则食秕糠，衣衫褴褛，甚至十五六岁男女少年无衣无裤，裸立于公路道旁。保甲经费尤使一般民众痛苦不堪，不聊其生。”

财政部公布《增加生金办法》，凡10条及《收购生金办法》，凡九条。规定“凡各地生金，应悉数由四行收兑金银办事处或其委托收金机关，按照规定价格以法币收购”。各省立银行、私立银行、各种银楼、各典当业均不得收购。

1940年11月30日

第16集团军夏威部、第35集团军邓龙光部收复镇南关，历时一年之久的桂南会战结束。

新四军陈毅部与江苏保2旅、保5旅在苏北临泽地区发生激战，保2、5旅不支，退至苏亭、院家枯一带防堵，后因射阳被陈部攻入，部署不及，又溃退至泾河、平桥一线。

军令部次长刘斐与张冲约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式转达蒋介石关于新四军北移的意见，即在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军队北移可展缓，但到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至明年1月底，新四军亦须全部移至黄河以北。周、叶表示，江南新四军决定移动，其余有困难。

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汪精卫与日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在南京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共九条。要点为：两国政府为维持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两国政府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为此，“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两国“基本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政府”同意日本政府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对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两国对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质方面，尤应紧密合作”。根据“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条约》另有附件《附属议定书》《日华两国全权委员会间关于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等。

汪精卫与日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伪“满洲国”代表臧士毅在南京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要点为：“三国”“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三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同时，“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三国应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

国民政府悬赏10万元通缉汪精卫。令称：汪逆兆铭，通敌祸国，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视听。同日，又明令通缉查办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赵正平、赵毓松、诸青来、岑德广、陈济成、杨寿楣、林彪、麦奇峰、任援道、刘郁芬、王克敏等77名汉奸。

汪伪政府接管日本在华之勤兴袜衫厂、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南昶铜厂及宏大橡胶厂。

华北新闻界10团体呼吁全国同胞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对于甘心认贼作父，匍匐于日寇指挥刀下，共同防共之祸国蟊贼，人人得而诛之。

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日汪条约签订发表声明，指出：汪精卫为中国之罪魁，其伪组织全属非法机关，对于中国及外国完全无效，其签订之条约亦属非法。倘有任何国家承认伪组织者，我们政府与人民当认为是最不友谊之行为，不得不与该国断绝通常关系。

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不承认《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南京汪伪政府。

英国政府发布公告：继续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之政府。

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其中5000万美元作为一般之用，另外5000万美元作为平准基金贷款。同时，罗斯福宣布将继续承认依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国民政府。同日，美国政府通告中国政府：凡美国所能为力者，均已尽力去做；其不能为力之处，皆因美国并未参战；“借款一万万元，为数甚巨，美国政府深盼此款于中国抗战前途有所补助”。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赫尔、摩根索、琼斯等，对美国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表示感谢，称其“扶弱抑强，维持正义之精神”，“已辟太平洋上和平光明之大道”。

美国政府宣布：从1932年以来，美国所予中国各方面的援助，总数已达2.45亿美元。其中除1600万美元外，其余均系在过去两年内借与中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