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历史有痕。八十载光阴流转，抗战的烽火岁月依然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观察者网特别推出“抗战史上的今天”栏目，每日与您共同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1931年7月21日

驻华日代公使重光葵分别与外长王正廷及外次王家桢、李锦纶会谈韩案善后、万宝山案、在满韩人问题以及取缔中国排日运动问题。

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第1集团军总指挥，王树常为第2集团军总指挥。

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加推邓泽如为国府常委，并特任伍朝枢为最高法院院长，陈融为国府秘书长。同日，颁布《国民政府剿共讨蒋令》，动员第1、4两集团军北伐讨蒋，以与北方石友三反蒋战争相策应。

陈铭枢、孙连仲、何应钦三路军在兴国境内会合，“剿共”第三期工作告一段落。蒋介石令呈报有功将校名单分别奖赏。同日，陈铭枢令围攻兴国县城各部先入城者赏洋三万元。

于学忠离北平赴保定指挥对石友三作战。次日，于在保定召集旅长会议，布置对石作战方案。

孙殿英通电声明，否认参与列名于石友三通电，谓本人向抱“忠义”，“酷爱和平，拥护党国”。

1932年7月21日

日军分五路包围吉林自卫军：一由敦化沿牡丹江南进；二由敦化沿牡丹江南北两路东进；三由延吉北进；四由珲春向西北进；五由中东路海林站南进。自卫军亦分五路迎击。

行政院以日军窥热，急电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抵抗，电促张学良加派大军助汤，并决定：一、向日提出抗议；二、电知国联。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督促国民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实行总动员，争取最后胜利，并电促张学良出兵，“决国家存亡于一旦，定个人功罪于千秋”。

蒋介石划豫、鄂、皖区域为鄂中、鄂东、皖西、豫南四个“剿匪”区，本日派刘秉粹、张迺葳、石毓阳、向兆余分任视察。

国民政府公布《铁道法》。

晚，汉口《大同报》被警察捣毁，并捕去三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以“特别事故”为名，令该报于22日停刊。

美兰德出任澳门第113任总督。

广州大风雨，全市成泽国，坍屋极多，溺毙压死者千余人。

1933年7月21日

蒋介石为策划对红军第五次“围剿”及镇压抗日同盟军等问题，决定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是日，汪精卫偕顾孟馀、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乘舰离京赴赣。戴季陶、黄绍竑、张治中、陈仪、孔祥熙等已于上日前往。

冯玉祥电上海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各慈善团体联合会称：“连日运平之伤兵车，均在半途受阻，运回张垣、医药缺乏”，要求“主张人道，主持正义”，予以救济。

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分农赈、急赈、财政三组，章元善任农赈组主任；于学忠任急赈组主任；卞白眉任财政组主任。决定先办急赈。行政院拨赈款100万元，另由河北省政府发行公债400万元以充救济经费。同日下午，黄郛邀宴平、津银行界，要求对发行公债予以协助。

刘湘在成都召川军各将领晤商川局。决定对刘文辉用政治方法解决，请其入康屯垦；“剿共”军事由田颂尧、杨森派所属全部军队担任广元至阆中一带防堵，刘存厚部在万源至宣汉一带防堵。刘湘出师三万，即日集中大竹、梁山（今梁平）进攻红军。

宋子文由意大利抵德国柏林，谋增进中德两国经济合作与发展航空交通。

1934年7月21日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废除《塘沽协定》。声称：倘若要求废止，必须以终止战区排日、抗日运动，保持中、日、“满”关系为条件。23日，天津《大公报》就此发表题为《塘沽协定与战区善洽》的社评，指出日方所列废弃《塘沽协定》之条件，实属强词夺理，“日本帝国主义的欲望希图显然无界限，无止境”。

日驻承德特务机关召开东蒙旗王公联合会，并在日军操纵下成立“蒙古王公联合办事处”，地址设承德。

红军董振堂第五军团及林彪一军团之一部据守白水南部大寨脑。是日，汤恩伯纵队第4师向大寨脑右侧翼首先发动进攻，第89师乘势由正面进迫大寨脑阵地。红军凭险固守，战至午时许退至王家山，汤部占大寨脑。次日，汤部向驿前推进，分别攻占斧头山、下子岭等地。

1935年7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芦花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问题。决定以红四方面总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1、3、5、32军，红四方面军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

丁文江在《大公报》上发表《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一文。文中叙述1918年苏联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史实后，认为当时苏联情形和中国今日处境相同，主张应付日本侵略方法，为让出华北、中南，退到云贵去“复兴”民族。文称：“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Ural-Kusnetsk），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愿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文章发表后，各方议论纷纭，马相伯、徐公达等均著文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