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19日

日机39架狂炸武汉三镇，投弹200余枚，并投烧夷弹。徐家棚车站及居民区被炸惨重，毁房400余栋，死伤民众1000余人。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袭击浙江武康，与日军渡边部600余人激战数小时，于是晚收复武康城。次晨，敌大批增援部队开到，步、骑、炮各兵联合反扑，顾祝同部旋即退出县城。是役毙敌400余人。

八路军第4纵队12支队一部收复河北省平谷县城，歼灭伪军数百人。

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大纲》，提出对中国抗战力量进行分化瓦解，以达到“确立日满两国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促进日华两民族合作”统治中国的方针。在军事上，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反蒋反共，支持“新政府”；在政治上，控制华北、华中、蒙疆伪政权，摧毁抗日容共政权；在经济上，抓住铁路、水运、航空、通讯等交通事业，开发中国资源；在文化上，排斥、打击共产党，而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

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奉召赴武汉向蒋介石报告滇政，并请示抗战大计及后方建设事宜。28返回昆明。

美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沙里司伯从北平报告美国国务院：唐绍仪已成为日本选中的人物，并已和日人约定：一、保证汉口落入日本手中；二、在南京建立一个融合各方的新政权；三、这个新政权有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自由。

1939年7月19日

日机七架袭山西河曲，死伤300多人，毁房200余间。

财政部发言人就近日上海外汇风潮发表谈话，指出这风潮是日本破坏法币造成的；并说政府为便利各方向国外购取最需要之物品起见，仍将继续保持大批外汇。

陈诚电复周恩来，掩饰平江惨案真相，称第27集团军派队前往剿办，维持地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制定《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呈宣传部核定施行。该正误表列入“谬误名词不用者”有“制造摩擦”“边区政府”“抗日政权”“争取民主”“抗日的八路军”“抗日联军”“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亲日派”“民族失败主义”等20余个共产党常用名词。列入“谬误名词应改者”共40余个，如“拥护抗战到底”改为“拥护抗战国策”，“拥护抗日的政府”改为“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抗日的领袖”“拥护革命的领袖”改为“拥护领袖”，“共同领导”改为“服从最高领袖领导”，“国共合作”“联合各党各派”改为“全国精诚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战线”改为“集中抗战力量”，“边区”“特区”“抗日根据地”“陕北圣地”一律改为省名或地名。

蒋介石召集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会，发表干事会及监察会人选名单。

国民政府任命臧启芳为国立东北大学校长。

英、日大使在东京举行第二次会谈，讨论天津事件背景问题。

《纽约时报》以《日本要求另一“慕尼黑”》为题，发表长篇评论称：“此次远东局势则我政府已明告日本，吾人在华拥有巨大直接利益”，日本“若忽视此警告之一切含义，殊为不智”。

1940年7月19日

豫南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攻克信阳，俘日军队长一名。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乘夜袭击图佳铁路虎山站，炸毁桥梁一座，毙伤日伪军21人。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在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向皖东北进攻已被击退的形势下，第344旅（即第4纵队4旅）和第115师苏鲁豫支队，应以袭击日伪军、发动民众、创立抗日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不去追打韩德勤部。如该部再进攻时，则站在自卫立场上消灭之。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刘和性、江美璜、龙绍基、何世乔、周锡恩、宋国涛、宋英、丁雨辰、陈西林、杨艺再、程自修、王好问、徐畅懋、孙益堂、江斗山、罗光群、胡羽、森格鄂沁18名汉奸。

军事委员会任命霍揆彰为第20集团军代总司令。

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发行人张似旭在上海静安寺路遇刺殒命。8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张似旭

近卫文麿接受组阁命令后，是日邀部分内定阁僚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及原海相吉田善吾举行会谈，商讨世界政策。关于处理“中国事变”，把重点放在将战争进行到底与切断各种援蒋势力方面，同时对中国内部进行各种政治策略。重庆方面如要求讲和，必须接受以下条件：一、实现东亚的共同防卫；二、建立东亚经济圈；三、禁止排日及保证不重新对日作战；四、反对共产主义。在停战后建立新政府方面，重庆政府必须尊重南京政府的意见，两者之间“作为内政问题”进行适当的妥协。

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通过有秩序地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其他一切所谓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