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7日

冀东伪政府实施奴化教育。是日，伪冀东教育处通令各县中、小学一律加授日本史地。19日，通令规定中学生升大学，应向伪教育处呈请审核，由处免费送往东京或伪满大同学院肄业；小学毕业后应在冀东升学，不得前往平、津入学。

日轮“长江丸”水手小林进、乌井真次在天津酒醉雇人力车，发生口角，警察窦文彬排解不听，反被刺伤后腰，殴伤两腿。18日，天津公安局一分局局长阎家桢访日警署交涉，要求道歉、疗伤。日方允接受。

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奉蒋介石令，指挥骑6师、骑10师和第51军之第118师及马鸿宾第35师残部分两路向隐蔽集结于七营、豫旺城及其附近地区的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进攻。是日，骑6师被左路军左权红一军团击溃，四个骑兵连被俘。经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

粤空军司令黄光锐召全体空军官佐开紧急会议，决定率全部机队投中央。18日晨6时半，黄与参谋长陈卓林、航校校长胡汉贤、大队长、分队长及全体飞行员160余人同时自广州起飞，其中58架飞韶关集中，余四架专载黄光锐、陈卓林、胡汉贤等直飞到港，并通电宣称：粤空军全部脱离西南，加入韶关之余汉谋军队。

粤第2军第4师巫剑雄、第3军第9师欧阳新、第5军第14师陈章等率部投中央，与第1军会合南进。

陈济棠军放弃英德，退集军田。

午，陈济棠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提议离粤，实现和平；并电中央请停止派军南下。下午1时，又派陈汉光先飞南雄见余汉谋，后北飞见蒋介石，提出和平条件两项：一、请中央派员来粤主持军务；二、给陈济棠名义出国。陈离职后军权交缪培南主持。同日，陈济棠下令枪决以看相扶乩主战的粤军总部秘书翁半玄，并扣留其他主战者10余人。

余汉谋电陈济棠，限由18日午起，24小时内离粤。蒋介石也致电促陈引退下野，从速入京。

萧佛成致函陈济棠，斥陈勾结外敌，责令“克日离粤，还政中央”。

粤第2军军长张达派政训处长冯鸾晃飞大庾与余汉谋接洽后返军田。当晚，张电陈济棠称：“二军将士已无斗志，虽驱策再三，亦逡巡不前，时势至此，惟有请钧座临崖勒马。”

西南政委会布告，准许广西货币在广东省内自由流通，并声明以桂币交付各项租税亦属合法。

晋省南部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漳河猛涨，南运河大溜汹涌下注。18日，沧县减河受南运河涨水倒灌，邢家庄新堤溃决60丈，沿河数十村被淹。漳河沿岸大名县属第一、二、三区老堤头、双井镇等百余村亦被淹，大名城处于水中央。20日，永定河水在卢沟桥上涨，武清县境鱼坝口村东河套一带决口扩大。

1937年7月17日

拂晓，日军三次向北平大教场我军挑衅，我国守军予以还击。日军活动区域已达北平西北郊，与其在东南活动之大部队相呼应，对北平隐成包围态势。

日本兵车18列由榆关开进天津。日本国内正陆续征集预备役兵员入伍，听候派遣。

日军占据天津西站。

日军占据北宁路沿路各站、“满铁”路员强占北宁路沿路各站，辟办公室。

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向外交部递交照会，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和行动，不得阻碍现地两国继续进行解决事变的交涉”，并限19日答复。

第53军万福麟部一个师进驻琉璃河，第32军商震部向石家庄集中。

日本大使馆武官大诚户代表日陆军省向军政部面致文书，责中国政府违反中、日华北各项协定，派兵北上；日军当采取认为适宜之处置，一切事态应由中国政府负责。

今井武夫访秦德纯，提出三项要求：一、撤销北平城内戒严设备，二、搜查失踪日人，三、停止第29军兵士在北宁路列车内之越轨行动。此要求遭秦德纯拒绝。

日本陆军省电令华北驻屯军，要求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部队；7月11日协定改由宋哲元签字。以上要求如中国方面不在19日履行，即停止现地交涉。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同意上述决定。

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并称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一）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得受任何约束。”蒋介石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明了时局，效忠国家。”蒋介石郑重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庐山谈话会继续讨论华北形势，发言者均表示对政府方针充分了解。

蒋介石密电宋哲元：“调商震部原驻黄河以北之四个团，开赴石家庄集中待命。”

蒋介石电告宋哲元等，第26路孙连仲部、第40军庞炳勋部，统归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指挥，并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驻保定联络。

何应钦密电宋哲元，日方正调大军到华北，与我谈判，在牵制我方，使我不作军事准备。“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七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出席会议人员与第六次会报会议相同，讨论有关中日谈判及卢沟桥事变之交涉事宜。何应钦报告，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见王宠惠，谓日方对卢沟桥事件不愿扩大，只要中国政府将外交权交与冀察自行交涉；而冀察当局能忠实履行11日晚签定之条约，即可和平解决；其目的在使冀察特殊化。日本大诚户武官到军政部，由曹浩森次长代见。大诚户提出书面意见，谓如中央派兵北上及飞机北上，则日本将有适当处置，因此引起之事端，应由中国负其责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诒报告，今日上午与外交部陈介次长等商讨开战后之绝交、宣战等手续及利害，所得结论如下：正式冲突后，外交部即发表一正式宣言，叙明日本对我压迫，我不能不自卫之理由；宣言稿已准备。关于断绝国交，如断绝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在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如“九一八”时之状态为宜。

外交部长王宠惠照会日本大使馆，驳斥日方强词夺理、歪曲事实的照会，表示愿意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或斡旋、调解、公断。

海军部长陈绍宽自柏林发出通电，表示“率海军人员回国枕戈待命”，并于次日返国。

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第四次庐山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允许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与委任官吏；但坚持在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之上不设总司令部或指挥部，三个师的经费、教育直属行营，参谋长由南京派员充任。对于中共中央提交的宣言，蒋介石表示待中日全面开战后再发表。周恩来等对蒋介石上述意见表示拒绝。双方均不让步，致谈判陷于僵局。

张闻天、毛泽东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称，红军改编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以资统率的军事指挥部。

毛泽东致函阎锡山称，“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请给予方便；并令彭雨峰（彭雪峰）速返太原。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工役法》，凡26条。

铁道部重新核定《铁路管理组织大纲》。

南京文化界代表100余人举行座谈会，决定成立南京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迅速派遣大军抗敌。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召集各界筹组河南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要求下令全国总动员，准备抗战；电请宋哲元立即回保定。

陕西省各机关、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进行募捐及宣传活动。

太原市各救亡团体及受军政训练之男女青年，组织志愿军及看护队，定18日赴前线参战服务。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电慰宋哲元及第29军全体将士，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