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5日

日军在伪满柳河县白家堡子屠杀居民三百六七十人，烧毁房屋五六十户。

冀察政委会令经济委员会委员钮传善在王克敏就职前暂行代理经委会主席职。

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会议，议决：一、以西南政委会、执行部名义否认二中全会各议决案，通电拒绝中央撤销两机关令，宣布将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特别会议。二、组织抗日救国军1、4集团军联军，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总、副司令。

陈济棠令第2军张达部向余汉谋军猛攻，并调坦克10余辆出发北江，同时下令炸毁粤汉路南段田头水及九峰两座铁桥，粤北韶关一带战事激烈。晚，张达部由韶关南撤，主力集中英德、军田与余汉谋部对峙。次日，余部莫希德、叶肇两师抵韶。

粤军第9师师长邓龙光电劝陈济棠“入辅中枢”。同日，何应钦、程潜等再电促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入京“共抒救国大计”。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名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阐述对联合救亡的立场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一、希望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共纾国难；二、希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三、希望宋哲元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不逮捕殴打抗日民众；四、希望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主要是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五、希望中共实行《八一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六、希望民众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并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

江海关奉财政部命令，撤销对意经济制裁。

苏（州）嘉（兴）铁路建成通车。

宋棐卿在天津英租界修建之东亚毛纺厂新厂全部竣工，生产驼绒及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

1937年7月15日

是日至17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形势判断》，制订《对华作战纲要》与《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扬言“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的中央政权。

日本华北驻屯军制定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部的第37师，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根据情况对在南苑的第38师一并攻击之。在此期间，可由第20师团作好准备，随时将第132师击溃。会战前，先以航空主力集中轰炸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南苑。第二期作战，预期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在增加兵力以后进入石家庄—德县一线，同中央军决战。

日军在平、津地区已逾二万，有飞机百架。天津东局子惠通机场，共停日机40架。

日军部下令派遣七个野战高射炮队及大量通讯兵、运输兵、兵工、医疗等部队至华北，作为华北驻屯军直辖部队及兵站部队。

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称，“鉴于华北情势严重，决定从日本内地派遣一部分部队前往华北”。是日晚，日陆军省决定自日本国内派遣五个师团约10万人至华北，预定先占领永定河以东的平、津地区，然后推进到保定、任丘一线，最后与我军决战于石家庄、德州之间。

日军强占北宁路天津总站及东车站、车厂、货场，并构筑防御工事。

日本政府召集地方长官会议，首相、外相、藏相致训词，要求地方长官了解出兵华北之意义，“使帝国之立场贯彻于国民间，官民协力，努力收真正举国一致之实”。

日本政府近扣留商轮31艘，装运大批军队、军火前来中国；已奉令开拔者有第5、6、10、12、16共五个师团，约10万人。其中除两个师团已指定开至平、津外，其余三个师团暂开朝鲜待命。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强迫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禁止台湾民众进行政治活动。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五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第四次会报出席人员外，有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宪兵司令谷正伦、航空学校教育长黄镇球与张治中。会议讨论防空计划，各地防空处及监视所，应速令成立；首都防空司令部秘密成立，谷正伦兼任防空司令；阎锡山同意在太原设航空根据地。

国民政府驳斥日陆军省为卢沟桥事件所发之谰言称：“日本陆军当局所谓国府假日军之手，以淘汰中央军直系以外之军队，尤为毫无根据，挑拨离间之词，不值识者一笑。”

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指斥日方违反事实之来文，意在力图免除其一切应负之责任；同时还提出日军强扣北宁铁路车辆运兵输械，“显系有意扩大事态，分割中国主权，兹特一并严重抗议”。

何应钦密电宋哲元称，日本重开谈判，实为等待增援完竣，然后发动，以驱第29军于河北省境外。“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我29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切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次日，宋哲元复电何应钦称：“电示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派戈定远抵南京，转赴庐山晋谒蒋介石，代宋哲元报告华北情况，并请示机宜。

秦德纯、冯治安电复第29军驻南京代表李世军称：“我方提出此后日方不得夜间演习。经商定后，双方即从事撤退。但迄今我方已将部队撤退原地，而彼尚未撤退。天津方面先后开到兵车15列，今日由天津沿平津大道有日步、炮兵约2000余名西来，又平郊不时有其小部队出发，以上是最近情形。至京、沪所传种种，不足置信。”

齐燮元、张自忠、陈觉生、张允荣仍在天津与日军进行谈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晤宋哲元。

驻日大使馆杨竹云代办访日本外务省，希望川越至南京谈判。

驻日大使许世英返任。

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兵役惩罚条例》，凡八条，《违反兵役法治罪条例》，凡11条。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凡八条。立法院修正通过，修正要点：一、凡私运或私毁铜币出口者，分别情节，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科罚金；二、凡伪造币券者，分别情节，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科罚金。

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与全国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表示实现国共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向全国宣布：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切实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每一抗战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对各界中的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

毛泽东致函阎锡山称：“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

周恩来就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事，致函蒋介石称：“此与来（周恩来）上次在庐（庐山）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参加庐山谈话会之王云五、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劢、曾琦等32人，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秦德纯等称：“报载公训将士‘华北即吾军坟墓’，壮哉此言，闻者激奋。燕赵几千里河山，旧都七百年文物，平津四百万人民，共亡共存，千钧一发，夙钦大勇，宁建奇功，凡我同仁，愿为后盾。”

宋哲元电复全国各报馆、各界同胞、海外侨胞称，卢沟桥事件后，“各方盛意，虽甚殷感，而捐款概不敢受，倘将来国际大战发生，全国动员，牺牲巨大之时，再由国家统筹，同胞捐助，未为晚也”。

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称，希其“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失寸土，勿求苟安，为民族求正气，为我公保令名”。

平、津各高等院校校长对外间谣传有所疑虑，特询问宋哲元；宋氏答称：“绝未与日方签订任何协定。”

暑假留南京各校学生通电全国称：“我们忍辱负重已经六年了，现在不能再失去寸土寸地，我们要做政府坚强后盾。”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出《紧急动员通告》，号召全体会员：“紧急的动员起来，为保卫平津、华北，驱逐日寇而流最后的一滴血！”又通电全国青年，呼吁“立即实现全国抗日青年的救国大联合”。

北平各大学教授李书华等赴天津谒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探询时局真相。宋哲元称：“和平谈判尚在进行，但绝不丧权辱国，本人不久即返北平。”

汉口市商会致电全国各省、市商会，表示“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愿“作弦高之犒劳，效卜式之输财，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

英驻华大使许阁森抵南京，邀请日本临时代理大使（代办）日高，询问中日两军在华北冲突原因及其后情形，以探询日方意见，英国准备进行调停。同日，许阁森晤王宠惠，询问华北近况。

驻法大使顾维钧拜会法国外长，寻求解决中日冲突门径。法国外长答以希由英、法、美联合向中、日劝告，以援引《九国公约》与美国一致进行为宜；至于诉诸国联，法国外长以为不易见效。

驻苏大使蒋廷黻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探询苏联在中日冲突中所持态度。李维诺夫称，中国“对鲍格罗莫夫建议淡然处之，已铸成大错；使中、苏关系密切，则日本将有所顾忌”。

中、英商订无线电通话合同，每日通话展为三小时。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电世界教育会议会长孟禄博士称，以本届世界教育会议已允准伪满洲国代表参加，“我国决不参加本届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