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9日

汪精卫在沪接见日记者称：新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当根据和平方案，开始调整中日邦交，且愿以中日和平为基础，进而与各国调整邦交。

我军在粤东进攻增城。

下旬

日军出动5000余人，分路“扫荡”山西五寨、静乐、临县、方山、文水和交城以西地区；目标在于侦察八路军情况，为尔后进行大“扫荡”作准备。

日军从河北定县、安国、高阳等地出动步兵1000余人，在骑、炮兵和飞机配合下，对滹沱河西岸进行侦察性“扫荡”，企图消灭冀中军区驻该地后方机关，并为尔后全面“扫荡”作准备。八路军采取避敌锋芒，分散活动，与敌周旋，抓住敌之薄弱部分坚决消灭之方针。

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曾生、王作尧两部坚持（阳）、东（莞）、宝（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应付突然事变，经过战斗可以向紫金、海陆丰撤退。

本月

国民党反共活动加剧。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命令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集中惠州整训，企图解除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识破其阴谋，表示不能从命。

2、3月间，蒋介石又指令朱怀冰纠集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塘等顽军。3路进攻太行区八路军。3月上旬为八路军彻底击败，消灭其3个师。

由于朱怀冰提出要八路军让出河北部分抗日根据地给他的部队，否则将向八路军进攻。朱德在八路军总部会见朱怀冰，指出，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地方，你们要占领，人民不会同意。你们要地盘，有的是地方，你们去把日寇占领的广大沦陷区夺回来，不就行了吗？如果你朱怀冰不仁不义，胆敢进攻，我们一定坚决自卫。

中共中央在《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应“极大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为此，“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据此，李先念率第2、第3、第5等3个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逼汉阳，并在侏儒山歼灭伪军120余人。武汉日军为此戒严。

115师提出“关于分化地方武装，争取东北军的统战方针”。中共中央同意，并指出对于学忠、沈鸿烈应采取不同政策，对反共派、顽固派坚决反击，彻底消灭；对一切尚有希望的人极力争取。

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回晋西北，并以358旅主力及新军暂编第1师一部，肃清岢岚、河曲、保德等地区的反动武装700余人。并说服进至河曲、保德间的东北军马占山部与国民党第22军高双成部退回原防地。至此，晋西北成为完整的一块根据地。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为组织胜利的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斗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地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请周向抗日将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0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期间，与邓颖超在国际儿童院看望毛岸英（右一）与毛岸青

宋庆龄在香港皇家剧院安排上演墨西哥影片《裘莱士》，为国际和平医院募捐。

1941年2月

下旬

华北有国民党军50万人，但消极抗日，还不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在“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下，又有3万余人公开投敌。

本月

从本月开始，华中日伪军进行“清乡”准备，日军抽出10个大队“清乡”，汪伪政权开办“清乡”训练所，培训2000名“清乡”特工人员和3000名伪警官，还抽出2000名伪警察，组成“清乡”队伍。

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华中局：加强浙东、闽浙赣边地方党的领导，于条件成熟时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中共琼崖党组织在琼崖、文昌根据地召开第八次执行委员会，总结“美合事变”（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顽固派大规模进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确立以后斗争方针。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在香港成立，翁俊明为筹备处主任，刘启光为秘书，陈哲生、李自修、叶永年分别任组训、宣传、总务三科科长。

罗斯福建议与日本举行谈判，日本接受了罗斯福建议。从3月起，美日间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谈的内容，实质是策划新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2年2月

本月

华北日军从月初“扫荡”太行区，以桐峪、黄烟洞为中心；对晋西北以兴县为中心；对山东以沂蒙山为中心。日军同时对晋察冀、冀中、冀东、大青山、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地进行春季大“扫荡”。由于华北八路军军民作战英勇，敌人预期3个月的“扫荡”，在1个月零3天中即被粉碎，敌人于3月初退回原据点。在这次“扫荡”中，晋西北根据地军民毙敌村川大佐以下4000余人。在晋东南，敌以1.4万余人兵力进行“毁灭扫荡”持续月余，企图变太行区为无人区，敌军烧杀放毒残害1.3 万余人，八路军129师在人民群众协助下毙敌3500余人，终将敌人逐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中日军有第11军和第12军，下辖10个师团又7个独立混成旅团。2月以后，其中4个独立混成派团扩编为4个师团，使师团数增加到14个，总兵力约29万，伪军增至16万人。敌为巩固华中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掠夺战略物资，谋求自给和支援太平洋战场作战，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重点指向苏中、苏南地区，并大力扶持汪伪政权，扩大和利用伪军。以便腾出日军用于机动作战。顽固派在华中继续执行反共摩擦，进犯鄂豫皖边区、皖中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

淮南解放区苏皖地区行署和淮南军区成立。由新四军第2师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80万人。

129师在太行区开始组织武装工作队，派往敌占区进行活动，并取得初步效果。

新四军第5师进行侏儒山，战斗开辟了鄂中川、汉、沔（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配合了国民党军保卫长沙作战。此役自1941年12月7日开始至本年2月4日结束，对敌伪大、小战斗共14次，歼灭了伪定国军第1师5000余人，击溃伪第2师1000余人，其中生俘伪军950余人，击溃日军数次增援，击毙日军200余人。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周向刘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必须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道理。并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在刘文辉的要求下，南方局于1942年6月派王少春夫妇到雅安同刘建立经常联系，并在刘的总部设立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一直坚持到1949年刘文辉起义。

宋庆龄在重庆将“保盟”募得的1.2万美元转给了抗日根据地。

中华书局总管理处设址重庆民权路41号，总经理李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