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贺海波】

近些年来，“农村年味变淡”的话题屡被提及，不少对此感到失落的人士还作了比较悲情的乡愁表达。

我的老家在湖北荆门。每年春节，我都会返乡过年，见证了那份年味在岁月中一点点稀释的历程。尤其是近三五年，农村过年正从一种实质性、浸润式的节日体验，急速滑向一种仪式性、符号化的存在。

在这表象之下，隐藏着乡村社会结构与生活意义的深刻变迁。循着这一逻辑，我们既能看清年味变化的诱因，也可以思考一个“大变局”命题：在这个“巨变时代”，我们该如何过好一个中国年？

表象

2026年在湖北荆门老家，我和弟弟两家人陪着父亲过年。我与爱人腊月二十八日到家和父亲一起卤菜、打扫屋子等做最后的准备，二十九日兄弟两家人和父亲一道做团圆饭，大年初一到坟地祭祖，大年初二陪爱人回娘家。我参与了老家过年的主要环节，感觉有几个明显的变化。

比如，以前在老家过年，一般都要经过漫长的准备：进入腊月后杀年猪是开始，然后是起鱼、杀鸡、做饼子、打糍粑、做盘龙圆子……，到年三十中午全家吃大团圆饭是高潮。这里且不说漫长的准备过程，单说吃团圆饭。

吃团圆饭既是每个家庭的事，也是村庄的事。吃饭前有个重要事项就是放鞭炮。以前常常很奇怪，母亲一边在厨房里劳作，一边还能从鞭炮声中听得出来是谁家开始吃团圆饭了。后来才明白，其实放鞭炮很有一些讲究，比如家里当年有结婚、建房、买车或者在外挣了大钱等喜事，就会放100响的冲天炮仗，当然没有什么大喜事的，也有放大炮仗的，但毕竟是少数，并且每家都会争先放响鞭炮，争个彩头，预示新的一年里会强别人一头。每到中午12点左右是鞭炮最为密集和响亮的时刻。

但是，今年中午吃团圆饭时，没有听到几次鞭炮声了，大约不到全村落农户的三分之一，并且鞭炮声稀稀落落、短暂而低沉，我们根本无法辨识出是哪家放的鞭炮。

比如，以前年三十吃完团圆饭后一些人就要在村里窜门，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相互沟通了解信息，知道谁在哪里发财、来年准备做什么，还有一些人会聚在一起带彩打麻将，常常会持续到新旧年交替才结束回家睡觉。新年初一早上有一个项目是年轻男子领着小孩子挨家挨户拜年，各主家会拿烟招待年轻人、拿糖果饼干饮料等零食招待小孩子。

但是，今年过年却完全不同，大年二十九吃完团圆饭后，没有人来窜门，我们也没有外出，整个村庄里都是静悄悄的，很少见到人影走动。我们兄弟吃完饭后就围着火炉陪父亲聊天，聊家庭、聊生意、聊养老……几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大家一起动手烧了年夜饭吃，然后我们回县城宾馆跨年，弟弟一家回荆门城里跨年，父亲一人独守着老屋跨年。母亲去世后，家里的几间卧室也被父亲摆满了生产生活用具，父亲没有心情收拾，我们春节回家几天也无法收拾出来，所以一般都不会在老家跨年了。

再比如，以前新年初一早晨每家每户男丁都要去给祖先上坟烧纸钱放鞭炮，并且一般都要赶在日出前祭拜完，以此才认为是对祖先的尊敬。以前母亲一般在早上六点左右就会喊我起床，和父亲一起去给祖宗拜年。在上坟过程中会遇到村子里大多数人，大家相互道一声新年好。

今年二十九返城时，我和弟弟说好了初一早晨早点回村，以免回村人多堵车。初一早晨，我们从县城出发，接近九点才到家。奇怪的是，一路上并没有看到多少人回乡。我们到家后就去上坟，看到坟地里鞭炮碎屑稀少，也没有多少纸钱的灰烬痕迹。我们祭完祖先后到家吃完饭，直到离开也没有听到坟地里再传来鞭炮声。

当然农村过年的变化远不只是这些，但是笔者对农村年味变化的直观感受，表明家乡的年俗文化中社会交往、祖先崇拜、面子竞争、家庭展演等实质性社会功能正在退场，过年正在演变为一种内容相对空洞的文化象征符号。

2010年2月14日，在河南新蔡县佛阁寺镇大展庄，村民在等待鞭炮燃放后到邻居家拜年。 资料图：新华社

结构

在历时性比较中，农村年味确实存在巨大落差。对于曾经历过比较浓的年味的人而言，那些过年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已经构成了他们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他们感知不到那些载体时，就特别容易勾起自己内心深处的乡愁情绪，就诱发了对于农村衰落的悲情挽歌。这种情绪渲染虽引人伤感，但是并无太多建设性意义。

当前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这种变化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厘清中国年的变迁图景，才能客观理解和应对如何过好中国年这一时代命题。

首先是家庭结构的变化。

1980年代的农村，家庭仍然是传统小农意义上的结构：全家老少三代都集中居住在一起，即使老年人单过，大多挨在儿子的房子旁边。那时过年是全家人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每项仪式都要做到位。

而经过三四十年的变迁，绝大多数家庭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升学、工作、外出务工或经商，尤其是近年来婚姻与教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推力，年轻一代几乎都进城定居，农村则留给了老年人。这种城乡分居的模式，也悄然分走了过年的内容与仪式。以我的家庭为例：我在武汉安家，弟弟一家住荆门市区，父亲独居农村。过年时，除了陪父亲过年，我们也会享受城市里的节日方式。

其次是亲戚结构的变化。

亲戚是由姻亲决定的。兄弟姐妹的婚姻构成“一代亲”，父母兄弟姐妹的婚姻构成“二代表亲”，这是许多农村地区的基本亲戚谱系。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兄弟姐妹多则七八个、少则三四人，婚姻圈多集中在周边村庄，跨镇已算远的。彼此住得近，平时常有劳动互助，过年时约定好日子一家家吃过去，也成了过年的必备项目。两边兄弟姐妹加起来，少则四五家，多则十余家，从正月初二算起，少则拜到初七初八，多则要到元宵前后。

进入2020年代后，“70后”、“80后”逐渐成为过年主体，但一方面兄弟姐妹人数大为减少，多不过两三个，少则为独生；另一方面，兄弟姐妹分散在全国各地城市，平时少有来往，时空距离远，许多已不再相互拜年，只在父母家聚一顿饭便各自散去。至于给父母的兄弟姐妹拜年，有时候不回家过年就免掉了，即便回去，也常常在一天内跑完，或让老人自己走动。于是，农村过年基本止于三十、初一、初二，到初三就没有多少人走亲戚了。

最后是村社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村社由集体经营转向家庭承包，

但每家每户在生计模式上仍高度同质，村社就是一个个由同质家庭构成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因此，对于村社而言，过年还是一件集体的事情，要互相协助、集体娱乐、面子竞争、家庭展演等。

而经过多年城镇化发展，村社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7.92%，到2025年提升了近50个百分点，增量相当于欧盟总人口近两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超过60%的人口都进城了。这些进城者回村，往往只是过客，越来越难以融入村社，也渐渐不再经营村内人际关系。也因此，村社慢慢变成由少数“中坚农民”与大多数留守老人组成的社会结构。这一分化，削弱了过年时村社内部的面子竞争、家庭表演等社会基础。以我所在村民小组为例，原有120余人，现常住仅50余人，多为留守老人；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或进城定居者不愿返乡过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老人接进城市过节。

上述三层结构的变化，正悄然掏空农村年味的主体构成要素——家庭团圆、社会交往、村庄竞争、慎终追远等春节所依托的仪式化互动内容。而这，也正是人们感到“农村年味变淡”的深层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