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十一日，唐帝国的各个“属国”向唐太宗“称臣纳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这句写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诗用在唐肃宗的朝堂上总归是差点意思，还是用来形容他老祖宗的贞观年间更合适些。

面对琳琅满目的贡品，大多都是唐朝不曾出产的异国风物。于是，太宗皇帝“诏所司详录”其中“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唐代的外来物种的珍贵资料。

《职贡图》唐·阎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来朝的诸国中，地处中亚费尔纳干盆地的康国，贡献了一种特殊的水果“金桃”——其“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漂亮的桃子想必极为珍贵，因为似乎在二十年前，康国已经贡献过一次“金桃、银桃”了，且当时唐太宗就命人将其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中国本就是桃子的原产地，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桃子早在唐以前就已经传入印度，梵语称之为“至那你（唐言：汉持来）”，为何撒马尔罕的黄桃、白桃会在唐朝受到如此殊遇，既能登入贡录，又能移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影视剧中的康国金桃

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这种水果究竟什么样，它是如何历经长途跋涉，穿越西域的戈壁荒漠来到唐朝境内，以及它的滋味到底如何，虽已无从推测，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金桃”由此成为唐朝人民所渴求的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于是，他就用“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他研究唐代舶来品的著作的标题。

“金桃”是稀罕之物，寻常百姓难以尝到它的滋味，它在历史上的出场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但这场发生于公元7世纪的朝贡还有很多别的贡品，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味蕾，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比如，当时的“泥婆罗国”为唐太宗献上了各种蔬菜——“波棱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尼婆罗国”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其使者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给大唐天子送上了一篮子的“菜”。这着实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认为，这些蔬菜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极为新奇的，甚至可能对尼布尔人来说都并不常见，否则他们不会把这些蔬菜当作礼物送给中国。而且，送“菜”本身就是太宗皇帝的要求，因为这些蔬菜都是新鲜的，且附带了种子——贡录上精确记载了它们叶片和种子的形态，还有做法和口味。

“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菠菜的最早记载。“波棱”一词描绘了菠菜叶片的形态，颇为精准，但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字暗含了它真正的原产地——波斯。

《本草图谱》中的菠菜，右上角是汉字“菠薐”

虽然贡录上写明了菠菜做法和口味，但中国人最初并没有将其作为蔬菜接受它，而认为它是一种草药。初唐的医学家孟诜认为菠菜“（性）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之人，食之佳。”也许是中国气候有利于菠菜的种植，又也许是它本身口感尚佳，自中唐以后，菠菜显然成了一种寻常的本土蔬菜，几乎没有人记得它曾是异域的贡品了，著名诗人刘禹锡就在《嘉话录》里，因时人“多不知”而强调，菠棱菜同苜蓿、葡萄一样，都是自“西国”而来的域外植物。

不过，作为同一批贡品的“酢菜”“胡芹”“浑提葱”就没有菠菜这样被顺利普及。劳费尔猜测“酢菜”可能是某种莴苣属的蔬菜，“胡芹”可能是现在的荷兰芹，“浑提葱”则可能是青蒜或冬葱。他认为由于中国有这几种蔬菜的原生品种，因此这些外来品种因气候或口味无法同化而被放弃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命名的关系，这几种蔬菜被冠之以别的名称在中国普及开来，使得人们无法追溯其最初的来源。

在这篇“贡录”结尾，负责著录的官员笔锋一转，从记录“贡物”转向了记录“技术”：有一种神奇的调味品，它原本是西域的贡物，但中国人学习了其制作方法以后，做出了比西域所产更好的成品。

在唐以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制糖——取甘蔗榨汁，然后曝晒而成，但这种自产的糖品相不佳，因此人们更喜欢西域所制的糖：“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西蕃胡国”的制糖秘法到底是什么，这令唐太宗十分好奇，于是他“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该国擅长的制糖法是“熬煮法”。唐太宗取法而“令扬州煎蔗之汁”，由此，中国所制的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摩伽佗国又称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其国广布佛教遗迹，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专门用了两卷的篇幅来介绍它。摩揭陀国曾极为强盛，阿育王就是从这里建立了“孔雀王朝”，再统一了印度河中下游流域。在玄奘那个时代，统治这里的是“笈多王朝”，摩羯陀依旧是印度半岛上的强国，对外贸易维持着其国力，除了糖以外，它还有另一项获利丰厚的出口特产——胡椒。

《大唐西域记》残卷部分文字。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懂飞摄

中国人自古以来用“椒”来表示一种辛辣的调味品，例如“秦椒”“蜀椒”，即我们现在所谓的花椒，它最早是作为一味药物来使用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椒）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另外，从汉朝以来，“椒房”——用花椒和泥涂壁的房子——作为一种尊贵和富裕的象征，在皇室和贵族中流行。因此，“胡椒”一开始可能并不作为一种完全陌生新奇的调味品输入中国的，它作为本土“椒”的代用品而引入的。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这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胡椒”的来源，还说明了唐人已经使用胡椒来搭配肉类食用了。诗僧寒山曾在谴责俗人满足口腹之欲时写道：“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韩愈在抵达潮州，第一次品尝到岭南的奇异食物时也写道：“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尽管胡椒在唐代已经得到了相对普及，但是它依然是昂贵的。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因贪贿被革职，查抄他家发现了“胡椒八百担”，数量之巨令代宗震怒，最终下诏赐他自尽。

唐朝的百姓也许无法尝到“金桃”的滋味，他们在日常也不会频繁使用“糖”与“胡椒”来调味，但是他们肯定对异域的食物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