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其他反制工具有什么不同？

《阻断办法》的运行机制并不复杂。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遇到外国法律与措施禁止或限制其与第三国及其主体进行正常经贸及相关活动的，可以触发报告和评估程序；由商务部牵头的工作机制，对相关外国法律与措施是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否可能影响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否可能影响中国主体合法权益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如果确认相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可以由商务部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的禁令。

禁令发布后，如果中国主体因客观原因确实需要遵守相关外国法律与措施，也可以向商务部申请豁免。也就是说，阻断机制并不是把所有企业推入无弹性冲突，而是在确立原则的同时，为个案处理保留制度出口。

但真正改变市场主体成本的，是索赔机制。《阻断办法》第九条规定，如果当事人遵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侵害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损方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外国判决、裁定依据被阻断法律与措施作出并造成中国主体损失的，受损方也可以向中国法院起诉从该判决、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

这一步是制度的关键。阻断禁令并不只是要求“不要执行美国制裁”，它把配合外国不当制裁的商业行为，转化为可能在中国境内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过去，第三方企业面对SDN清单，通常只需要计算美国法律风险；现在，它还要计算中国法律风险。这也是《阻断办法》区别于中国其他反制裁工具的地方。

四、阻断禁令的实际效力

阻断禁令发布后，最常见的疑问是：中国的法律框架能否对抗以美元清算体系为支撑的美国制裁？

这个疑问有现实基础。美国制裁体系之所以长期有效，是因为美元清算、全球代理行网络、国际保险和航运服务，仍高度依赖美国金融权力。许多跨国企业未必认同美国制裁的政治逻辑，但只要害怕失去美元通道，就不得不服从OFAC规则。但如果因此认定中方的阻断禁令只是姿态，也不准确。

更准确地说，阻断禁令不是让美国制裁在一夜之间失效，而是改变第三方商业主体的成本计算。

可以设想一个场景：一家中国炼化企业被美国列入SDN后，与其有业务关系的银行、保险公司、物流企业、贸易商和下游客户都要重新评估风险。过去，这些第三方最安全的做法可能是立即停止服务，因为它们只需要考虑美国合规风险，只要说一句“我们要遵守美国制裁”，就可以把美国制裁压力转嫁给中国企业。

但阻断禁令发布后，情况改变了。如果这些第三方在中国境内没有明确美国法适用连接点，却仅仅以“遵守美国制裁”为由拒绝履约、终止服务或切断合作，就可能面临中国法下的违约责任和赔偿风险。

对于被制裁的中国企业而言，阻断禁令总体上是增加保护，而不是增加伤害。原因在于，在没有阻断禁令的情况下，它们面对的是美国制裁的单向压力：第三方为了规避美国风险，可以无成本切断合作，中国企业只能被动承受。阻断禁令出现后，第三方不能再轻易把美国制裁作为当然免责理由，而必须同时考虑中国法律责任、中国市场损失和商业关系成本。换言之，阻断禁令不是消灭美国风险，而是把原本完全压在中国企业身上的风险，重新分配给参与制裁传导的第三方。

理论上讲，反制裁工具能否产生实际效果，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法律后果是否真实存在，二是支撑法律后果的经济、市场、产业和技术基础是否足够强大。中国现在启用阻断机制，背后并不是单纯的法律条款，而是经济地位、产业链位置和反制裁经验共同支撑的制度选择。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全球挥舞“长臂管辖”大棒（资料图）美联社

2025年的贸易战经验，给今天判断阻断禁令的实际效力提供了一个历史参照。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美国一度把对华关税推至极高水平，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中国让步。但中方并没有被动承压，而是以对等关税、稀土出口管制、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工具进行连续反制，把美国单边施压转化为美国企业、供应链和消费者必须承受的现实成本。

这段经验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经具备较强的反制能力，反制并不是仅靠强硬表态，而是靠市场规模、产业链韧性和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阻断禁令的效力，也是建立在这种现实能力之上。它不是单靠条文对抗OFAC，而是依托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位置，让第三方重新计算执行美国制裁的代价。

具体而言，首先，在中国境内，它可以保护被制裁企业的基本经营环境。美国冻结的是美国法域内资产，禁止的是美国人交易，并通过次级制裁影响第三方。但中国境内的人民币融资、供应链合作、司法救济和行政支持，并不当然服从美国制裁，这对于稳定国内交易预期、降低过度合规扩散，有直接作用。

其次，它会改变第三方的成本计算。过去，银行或贸易商面对SDN名单，往往倾向于立即停止交易，因为这样最容易符合美国合规体系。现在，如果其停止服务、拒绝履约或终止合作的真实理由是遵守被阻断的外国制裁，就可能在中国境内面临诉讼和赔偿风险。即便案件尚未出现，合规成本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再次，它为被制裁企业和第三方合规体系提供了新的法律参照。企业被列入SDN后，当然可以通过美国程序申请移除，但这一过程通常周期长、成本高，结果也不确定。如果救济完全依赖美国制裁机关，企业只能在对方设定的程序中被动等待。中国阻断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企业增加一条本国法律体系内的应对路径，使被制裁企业不再只是被动等待美国制裁程序的申诉结果，而是可以在中国法律秩序内获得主动救济空间。

与此同时，这套机制也会影响国际合规判断。英国Lamesa Investments Ltd v. Cynergy Bank Ltd案中，法院曾认可银行因面临美国次级制裁风险而不履行付款义务。这类判例说明，在部分第三国法律体系中，美国制裁风险可能被认可为商业不履约的理由。中国阻断禁令正是在中国法律秩序内给出相反规则：不能轻易把外国不当制裁作为损害中国主体权益的免责理由。

当然，阻断禁令也有现实约束边界。它不能让美国立即放弃SDN，也不能让跨国企业完全无视OFAC风险；人民币结算和CIPS可以降低部分美元通道依赖，但不能完全隔离美国次级制裁压力；金融机构也仍然可以基于真实商业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审慎经营要求调整客户关系。同时，《阻断办法》的行政处罚尺度、法院如何认定损害和因果关系、相关判决在境外资产上的执行效果，都还有待后续案例检验。

正因如此，阻断禁令既不是立刻抵消美国制裁的万能工具，也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象征表态。它的现实作用，是让美国制裁不再只是单向施压，而是在中国法律秩序内面对反向成本：对第三方商业主体而言，继续交易有美国风险，拒绝交易同样会产生中国法风险。

结语：从制度储备到实际运转

中国首发阻断禁令，标志着反制裁法律体系开始从制度储备进入实际运转。其意义不止于保护五家企业，更在于改变美国制裁向第三方传导的成本结构。

前文已经说明，美国“长臂管辖”的关键，不只是直接制裁目标企业，而是通过美元体系、次级制裁风险和全球合规网络，迫使第三方商业主体主动配合美国制裁。美国政府不必亲自切断每一笔交易，只要把目标企业列入名单，银行会退、保险会退、航运会退、客户也会退。美国制裁体系过去最有效的地方，正在于它能让第三方替美国完成执行。

中国阻断禁令改变的正是这一点。它不是宣布美国制裁在全世界无效，而是告诉第三方：如果你在中国法律秩序内机械执行美国制裁，并因此损害中国企业权益，你也要承担中国法下的后果。外国不当制裁不能被当然承认，第三方不能没有成本地把美国制裁转化为损害中国企业权益的理由。

这种成本最终会反向传导回美国制裁体系。美国制裁中国企业，表面上是对目标企业施压；但当第三方商业主体在中国市场面临越来越高的法律风险、商业损失和合规冲突时，承受压力的就不只是中国企业，也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体系内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贸易服务商。美国每扩大一次制裁范围，都可能把更多第三方企业推入中美法律冲突；美国每一次依赖次级制裁，都可能增加跨国银行、保险、航运和贸易商的合规成本。

这就是阻断禁令的战略意义：它不一定立刻让美国停止使用SDN，也不可能马上消除美元清算和OFAC规则的结构性影响；但它会让SDN从一种相对低成本的精准打击工具，逐步变成高成本的双向消耗机制。美国仍可以制裁，但制裁不再只是单向输出压力；美国可以把中国企业列名，但由此引发的合规冲突、商业损失和法律风险，也会沿着第三方网络反弹回美国自身的制裁体系。

未来中美制裁博弈不会因此结束，甚至可能更加复杂。但从首份阻断禁令开始，美国制裁体系过去那种“美国列名、全球跟随、第三方自觉执行”的默认逻辑，已经不再天然成立。美国制裁体系对中国企业的压力传导，开始面对制度化的反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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