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这次对话现场，战争受害者遗属的发言令人动容——重庆大轰炸、细菌战、慰安妇……他们的讲述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呈现，也构成了整个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在您看来，“人证”的力量为什么如此重要？

管建强：第一，从政治意义上讲，日本人希望看到的局面是：等到那些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都去世后，这事就会不了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受害者家属有继承权，包括人格权、财产和精神损害赔偿。所以我们要让日本知道，这场索赔是长期的，我们不会因为过了一两代就忘记历史。

第二，在细菌战等案件上，日本从未主动调查，也从未交出资料，任凭受害者离世。所以我们的人证、家传口述历史虽然是间接证据，但非常重要。如果日方现在还强调“没资料”，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不和中国政府联合开展受害者调查？而且，他们至今没有向任何一类受害者道歉。向战争中受害的平民道歉和赔偿是加害国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观察者网：事实上，中国的民间对日索赔事业，离不开许多日本正义人士的帮助。比如全程接待、陪同代表团的森正孝先生，还有此次见到的日本市民运动的朋友们。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您如何评价像森正孝先生、以及日本市民运动代表们，在推动中日相互理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管建强：我最大的感触是，大多数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在价值观、正义感上是相通的。很多日本民众跟着右翼走，是因为被舆论引导，生活在信息茧房里，以为日本政府的说法和做法是对的。然而，我们指责日本干涉我国台湾问题是有理有据的，因此，日本的市民运动也打出标语要求“高市向中国道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

言及日本市民运动，3月25号晚上那么多市民游行，我们民间代表团也抵现场观览、目睹了现场2.4万市民的集会。他们反对战争、反对修宪，还有人打出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口号——因为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台湾的法律地位已归属于中国，日本不应该插手。这个道理是很清晰的，所以日本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参与到反对高市早苗的抗议运动中。但仍然需要看到，在日本，这些人尚未占据大多数。

3月25日，日本女歌手坂本美雨在集会上发言，反对修改宪法。人民日报国际

这次去日本，我们团队的成员见到很多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比如森正孝先生，他从30岁到如今85岁，森正孝先生只做了一件艰难且勇敢的事：在日本国内，不懈地揭露并传播日本侵华战争，特别是731部队细菌战的真相。还有很多这样的日本人，这说明日本民众中仍有良知和觉悟。

我们今后的主要方向，就是把日本右翼歪曲史实、狡辩的面目撕开，让老百姓了解真相。

过去我们主要和日本左翼（亲中派）接触，对右翼则保持距离。但未来，我们的“八问”公开后，我很欢迎右翼来挑战。我们可以公开辩论，用事实、逻辑和法理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法理斗争，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人民的正义的呼声。

所以，要坚持不懈地与日本民间交流，影响更多人，这是我们今后长期需要坚持的，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目前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

观察者网：从长远来看，解决战争赔偿、文物返还、化武处理等历史遗留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您看来，这场正义事业的“终点”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日方的正式道歉与赔偿，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和解与重建？

管建强：世界政治如历史巨轮，方向虽受气候、洋流等万般因素牵动，然其终极航向离不开自然法则：反对帝国主义，惩治侵略与战争暴行，巩固并强化和平机制。个人是微小的，难以预测今后得风云变幻，但是人除了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力量的联合，特别是社会正义力量的联合，对于未来世界和平的构建都是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认为，日本人民中还有很多具有质朴、理性思维的人，因此，需要加强中日民间的交流，不但是纯传统文化上的交流或商业上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交流。关于这一领域的交流需要我国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学历史，能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甚至是日本语。

我觉得中日战争历史遗留问题中提炼出的中国人民正义的诉求和法理，要不断传递给日本人民，让他们了解历史与是非观念。他们只要有基本逻辑和常识，就能形成是非判断。当然如何争取日本市民社会的认同，不仅是长期的，也是需要更多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的。

日本是中国不可移动的邻居，寄希望日本政府在各种压力影响下，能认真地反省历史责任，真诚地向中国人民汇报反省的结果，以求得中国人民真正的谅解；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在法治、人类尊严、不干涉内政的规则下，处理好两国关系，维持中日两国世代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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