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维度：以人均GDP为基准的比较。表2中黄色背景标示的数值表示我国与该国的实物消费量差距小于人均GDP差距。可以看到，除电子产品外，我国实际人均消费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均小于人均GDP差距。

与日本对比，中国的人均消费金额仅为日本的26.8%，但在人均绝对量上，卡路里、蛋白质、鞋和手机的消费已超过日本；服装、电视、冰箱和汽车的消费量也远高于日本的30%，大致在50%–80%区间。预期受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和国内旅游等服务消费则大致为日本的90%左右。仅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的消费量低于日本的30%，大致在20%左右，但差距并不显著。因此，从实物消费量的角度看，30%这一数字显然夸大了中日之间的消费差距。

再与墨西哥对比，中国的人均消费金额仅为墨西哥的50%，但我国在卡路里、蛋白质、手机、空调、汽车和住房等方面的消费绝对量已超过墨西哥；服装、笔记本电脑、电视、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以及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消费量也远超墨西哥的50%，大约处于70%–90%之间。仅国际旅游次数低于墨西哥，大约为其20%。因此，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应当高于墨西哥，而不是仅为墨西哥的50%。

综合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实际上应该高于墨西哥（约为10000美元），而非按人均消费金额统计显示的仅为其50%；同时也应该至少可以达到日、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的40%-50%水平，而非统计金额所显示的20%-30%。如果从实物消费量角度衡量，中国的消费水平或许会比当前按金额统计显示的水平高出一倍左右。

基于上述系统性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四点总结性观察。

第一，中国的消费水平存在系统性低估。人均绝对消费量远高于按汇率调整后的人均消费金额所反映的水平，也高于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消费水平，甚至高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的消费水平。

这种系统性低估在多个消费品类中都有体现，从食品消费到耐用品消费，从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到改善性消费，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都显著超出了传统国际比较方法所显示的水平。

第二，中国消费水平被低估的原因在于价格和汇率。从价格层面看，人均消费金额等于消费量乘以消费价格，既然我国的实际消费量并不低，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存在系统性偏低的特征。

作为“世界工厂”和人口大国，我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规模经济效应和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能够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提供商品与服务。从汇率层面看，中国较高的实际消费量反映出人民币具有较强的真实购买力，但这种购买力优势并未完全体现在汇率水平上。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应该反映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而当前人民币汇率与其真实购买力相比可能是偏低的。

第三，尽管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经不低，但仍有提升空间，不仅是数量上的提升，还有质量的升级。从数量维度看，我国在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品类的人均消费量都还有提升的空间，当前消费补贴政策正是针对这些领域发力激发消费潜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补贴政策的可持续性，避免补贴退坡后可能出现的消费回落。

从质量维度看，我国消费升级的空间更为广阔，特别是在服务消费领域。服务消费具有个性化、难以标准化的特点，我国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服务消费领域还有巨大的提高空间。

第四，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规模不受上述消费水平重新评估的影响，主动提升消费以实现更加平衡的贸易结构，既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改善，也有利于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消费水平的系统性低估本质上是统计的问题，无论我们如何重新计算，中国每年数千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客观现实并不会因此改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主动提升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更加均衡的内需拉动模式，同时也能直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消费市场扩大将缓解全球贸易失衡，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外部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