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土”“归宋”是两个动宾结构的短语，是缺主语的。我们日常用的主语是“你我他”，而剧中的人物如冯道、赵大、郭荣，对于观众来说都可以看作“他”，唯独孙太真和钱弘俶两个人物，他们俩永远是互为你我的，尤其是剧情前半段的“中原之行”的剧情中，他俩就像是导游——大家往往会不太喜欢导游吧（笑）——起到了大家的眼替、耳替、嘴替的作用，他们作为生活在和平富庶的吴越国，没有什么心理准备闯入中原这样一个悲惨乱世的人，能够在剧情中折射当代的我们这样生活在太平年景的观众的某些特质。

《太平年》剧情早期，带着天真稚气来到中原“吃人”乱世的钱弘俶与孙太真

这两个人物被放进历史的洪流中，是让创作者和观众与这段历史产生勾连，让我们一下子设身处地感受到我们的所思所想和价值观与当时那段历史实际的氛围和底层逻辑存在多么大的一条鸿沟。然后我们作为创作者，在以文字、影像的方式一点点去弥合这个鸿沟，让观众逐渐进入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的感觉没有错，剧情一开始的时候，在众多人物中，钱弘俶这个人物的三观确实是和现代人最接近的，所以很多人喜欢他，其实也是喜欢历史中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新潮观鱼：说到现代人视角，您早年的一本网络小说《北唐》走的就是现代人穿越到五代十国时期结交历史人物、改变历史的模式，这样的思路是否和您刚才讲到的创作方法有一定的联系和共鸣？

董哲：从表达上说是有的。当时我在网上更新《北唐》的时候，曾经在读者之间产生过一个很大的争议——既然主人公回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为什么不杀伐决断、积聚力量去称帝，争霸天下？他们质疑我“你没有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但要我说，作为现代人，有这种想法才是很奇怪的。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即使回到那样的时代，现代文明赋予我们的“肌肉记忆”也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我认为这种对价值观的捍卫对我们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也是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底线”。坚守这条底线，才是我们这个文明能够一路走到今天没有被终结的核心要素。哪怕是在五代十国那样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物理上“碎成渣”的时代，依然有很多人会用尽一生的心血努力一点点把它拼起来，再好好发展、休养生息。正因如此，魏晋南北朝也好，五代十国也好，历经离乱都没能让中国变成中世纪的欧洲。

所以写《北唐》的时候我一直坚信，“现代人到了古代，依然是一个现代人”。我曾经写过一些比较搞笑的《北唐》番外小段子，其中有一段是穿越到古代的男主“李文革”在功成名就、天下平定之后，他和妻子坐在一块儿聊天，

妻子问他：“君何以成此业？”

他回答：“此非善？”（这难道不好吗？）

妻子说：“善，然何以如此？”（好啊，你是如何做到的？）

他回答：“吾曾见益善者。”（因为我见到过更好的）

妻子很惊讶，然后主角就指着一个“瀑溺盆”（主角研发的非常粗糙的抽水马桶）说道：“未成功，需努力”。

新潮观鱼：您在《太平年》的剧本里似乎很爱写“对照组”，比如南唐和吴越面对“统一”形势的不同选择，钱家兄弟和后汉刘承祐对待新君权臣困局的不同选择，很像玩游戏时的不同结局线；同时在剧中也会让不同空间立场下的几组人交替剪辑讨论同一个问题，让观众有一种上帝视角的领悟。这种很工整的“棋型”是不是刻意为之？

董哲：这也是我作为理科生的一种方法论的“肌肉记忆”。

宇宙是对称的，你可以把剧中的所有人物视为标准模型中的各种基本粒子，只有钱弘俶这个人物是希格斯玻色子——只有他是自发对称性破缺，其他都是对称性破缺。在创作上，我建立表达的方式是一个5层的结构——先建立一个总体的表达，再引申出“是”“否”两个维度，再从“是”引出“是是”和“是否”，从“否”这个维度引出“否是”和“否否”，再依次往下延伸——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在我的文字中，绝大多数人物和事件都能找到对应的是否关系、矛盾关系，这样的表达才结实。

表达从来不是一句话，表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建立之后，不需要你去引导，人物会自己往那个应该的方向去走。

新潮观鱼：《太平年》播出后，很多观众会将其与日本的“大河剧”和美剧《权力的游戏》进行比较，您认为这部剧和以上两种类型是否有可比性？

董哲：我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大河剧我没怎么看过，《权力的游戏》我只看过第一季的第一集，所以不太好进行比较。

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剧照

我认为仅从《太平年》这部剧来说，虽然里面有一些权谋的东西，但权谋不是它的表达主体——权谋更多地只是人物在工作中的附带形态，而并非他们的工作本身。

我们看《三国演义》都觉得谋士很厉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出主意的人再怎么厉害，都是一个“站在一边说话”的人，真正扛事儿的是那个实际去做的人。这些实际操作的人对于谋略的看法，和站在一旁出主意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在《太平年》的剧情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台州粮食案”中，崔仁冀这个角色发现自己被人算计了之后，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内鬼抓出来”，只有找到内鬼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对于钱弘俶来说，他压根不想把这个（诬陷崔仁冀调粮的）人抓出来，找到粮食才是根本目的，只要把粮食找到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谁安插了内鬼，怎么做的手脚都不重要。

新潮观鱼：最后一个问题，《太平年》的成功让很多历史爱好者对于把魏晋南北朝历史搬上荧屏有了更多的期待。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从破碎到大一统，且跌宕起伏、名人辈出的历史时期，如果让您来写，您会如何去定这个总体的“表达”？谁能够像《太平年》里的钱九那样成为乱世的“主角”？

董哲：魏晋南北朝的时间跨度太长了，变化又那么剧烈，如果要做成电视剧除非拍个几百集，是很难的。

我认为如果要去表达的话，这段历史的矛盾核心和主线一定是两方面：一方面是那些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在乱世中他们把家丢了，就是《太平年》中吴越国那些豪族的祖上，他们的一些选择，以及存在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及其与历史的呼应；另一方面是那些留守北方，没有南迁的士族。他们原本是第二、第三等级，甚至更低的士族，在乱世中从社会的中层逐渐成长为庞然大物，最终主导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逐渐形成贯穿隋唐历史的所谓“五姓七望”。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典型的士族社会，士族作为社会中坚存在，他们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作为表达的主体，并由此而展开分析和研究，呈现那个时期社会的主脉络。我会先去分析南北双方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再从中尝试建立自己的表达体系。

新潮观鱼：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希望《太平年》的成功可以成为历史剧下一个十年正向循环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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