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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邓达德:国企怎么做大做强?瑞典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字: 国家公共财富公共资产效率坏账率邓达德国有资产经营、交通设施等公共资产的管理,在中国不但牵扯到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挑战与难题。
前几日,中国国新集团成立了2000亿国家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国企国资改革,这是中国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的有益探索,是中国国企改革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迈出的重要一步。
那么,下一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机制如何创新,再下来,铁路桥梁、港口、森林、公立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公共资产又要如何管,才使得公共资产保值增值,这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仍然没有破题、仍需探索的关键领域。
简单私有,绝对不是解决办法。巧合的是,日前,瑞典工业部原部长、瑞典国有企业Stattum前董事长邓达德(Dag Detter)访问中国,他刚刚出版了一部《新国富论》,此书着重论述国有资产及公共资产的管理,获得多方好评。观察者网日前在上海对邓达德进行独家专访。
邓达德在演讲中
邓达德曾在80年代留学中国,在复旦大学学习古代史。随后,作为瑞典银行中国区负责人援建农村清洁水源工程,几乎走遍中国农村。
90年代,邓达德开始担任瑞典工业部部长。在此期间,他抵制住了私有化的压力,领导瑞典国有商业资产迈出了转型第一步,对瑞典的国有资产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进私有部门工作纪律和股权文化,最终使瑞典国有资产投资组合的表现是当地证券市场涨幅的2倍,而且与原先私有化的部分组合相比,收益为其5倍之多。
据邓达德向其中文版新书出版方远东出版社副总编辑匡志宏透露,2000年初,中国汇金公司和国资委筹建之时,邓达德与当时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王岐山、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等一起参与讨论,曾为中国献计献策。
现在,邓达德作为投资银行家和顾问,主要服务于亚洲和欧洲的企业、房地产及金融等领域。
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大问题,“‘卖’还是‘不卖’,这是在面对国家持有的公司股份、土地和基础设施时,资金短缺的政府经常问自己的问题。而有关公私区别、左派和右派的争论,通常是一场‘虚假的战争’。”邓达德在他的新书《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中如是说。
观察者网编辑听了他的讲座,又和他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60岁的邓达德详细阐述了他对国有资产、公共资产管理的认识和看法。其理论和实践框架,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史正富的观点不谋而和。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正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而中国正在寻找和探索属于自己的国企改革路径,邓达德的看法听来大有裨益。
公共财富是金矿 但没有被有效挖掘
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国有企业面临一些问题,诸如生产率变低,银行的坏账率变高等问题,我们注意到了,邓达德也注意到了。
很多人关注企业资产,可企业的资产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还有很多的公共资产,我们没有完全看到。在海平面以下的,才是更大的、以前没有进行测量和关注到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公共资产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等,政府都急需资金。而利用公共资产增值,可能帮助政府实现经济发展。
公共资产有多大的规模?邓达德发现,公共财富和公共资产,和1倍的GDP等同。但是现在,一国有数据可考的国家公共财富,可能是总体公共财富当中的1/3。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大部分的国家,很多的公共财富并不是在帐面上面的,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共财富并没有记载,可能是隐性的。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倍GDP的规模,很有可能是多倍GDP的规模。
比如中国,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掌握的主权资产规模,在2013年底,其净资产达到352万亿人民币,等于中国当年GDP总值的619%。相比之下,美国的净资产84万亿美元,占GDP总值的499%。
不过,据邓达德介绍,根据中国科学院、麦肯锡和香港方面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公有资产投资回报率比私有资产投资回报率低30%。
邓达德说,几个月前麦肯锡的报告表明,如果我们可以提高生产率,尤其是提高公共行业的效益,我们的GDP在2030年能增加5万亿美元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而言,公共财富1%的增长就会带来年均全球GDP1%的增长,这等于沙特阿拉伯一年的GDP增速,如果说我们公共资产效率提高3%,比如说去看一下养老金基金和其他的一些专业资产还有一些房地产的管理等,就等同于全球全年基础设施投入所需的资金。
邓达德向观察者网表示,为了要实现更高的回报,我们需要一些全新的观念,我们需要新的资产体制改革,他觉得这个体制改革这个词用得非常多了,但是最后还是得要用这个词,因为它的确非常重要。如何能做到这两点,一定要去认识到公共资产应该是可以转化成两个层面上的资产。
公共资产运营也需要一个竞争环境,第一个大类就是政策性资产,第二类是商业性资产。政策性资产一般是垄断的,可以依靠税收支持,那商业性资产是参与竞争的,管理好可能产生的费用。
在中国,国企的这两类资产,分别叫做公益性资产和商业性资产,邓达德的说法并不难理解。
管理这好两大类资产需要用两套不同的方法。这是实现成功管理公共资产的第一步。
他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放松政府管制,如果这些行业的管制被放松,那他们就应被归类为商业性资产。但如果仍然处于垄断之下,那就是政治性资产了。
那么,究竟如何对公共资产进行分类,邓达德认为是政治家们决定的事情,而不是他或者市场说了算。一旦政治家们决定放开市场,那政策性资产就会就会转变成一个商业资产。而一些还没有开放市场的资产,应当像那些花了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开放的国家一样,像开放市场一样去进行管理,否则的话很难撤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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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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