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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近七旬农民作18字《咏鸡》获农民文学奖 奖金为作家张一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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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一身军绿色列宁装的危勇从张一一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奖金。一万元的钞票散着,大喇喇地夹在折叠的证书中间。危勇打开证书,钞票飘落到地上几张。他捡起来,重新夹回去,迅速坐回座位,表情严肃紧张。“你应该展示一下,不要着急嘛。”副镇长的口气略带埋怨。
22日下午,烟雨蒙蒙,在湘北小镇鹤龙湖镇政府会议室里,正在举行第二届农民文学奖的颁奖仪式。
说是仪式,未免过于隆重。9个农民围坐在会议桌边,对面是副镇长徐凌峰,以及特地从北京赶回家乡的农民文学奖和农村文化月“千村计划”发起人、湘阴籍青年作家张一一。
“下面开始颁奖!危勇!”徐凌峰喊。
“有!”身着一身军绿色列宁装的危勇站起身,走到桌对面,从张一一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奖金。一万元的钞票散着,大喇喇地夹在折叠的证书中间。危勇打开证书,钞票飘落到地上几张。他捡起来,重新夹回去,迅速坐回座位,表情严肃紧张。
“你应该展示一下,不要着急嘛。”副镇长的口气略带埋怨。但他很快就念到了下一个名字:“蒋慕平!”
蒋慕平得了特别奖,也有五千元奖金。去年首届农民文学奖,她是得主,获得了八千元奖金。蒋慕平慢慢走上前去,颇有“经验”地露出一个微笑,打开证书,在台上站了几秒。掌声稀稀拉拉,毕竟只有11个人在场,并没有其他观众。
突然,手机铃声大作。一位农民诗人站起来走到门边,对着手机大声说:“我在镇政府,在镇政府领奖,领奖!”挂掉电话坐回去。不一会儿,手机又响起,他接起电话,反反复复三次。
副镇长徐凌峰并没有“搭理”这些“噪音”,他用更洪亮的声音继续念出提名奖获得者的名字,在每一次颁奖后把巴掌拍得更响,试图把众人的注意力拉回来。
被安排第一个发表获奖感言的并不是危勇,而是蒋慕平。她平静、聪明地用几句话结束了感言:“今天得了特别奖,非常高兴。感谢一一老师给我们发奖金,肯定我们农民的写作,我一定不辜负期望,写出更好的作品。”
下来后,她对记者说:“这些人里,我是在文学界发表文章最多的,县文化局的局长副局长都认识我,第一届的一等奖非我莫属。”
危勇第二个发表感言:“我本身是个农民,爱好文学,鹤龙湖是我的家乡,我要在以后的作品里多写写我的家乡。”副镇长徐凌峰带头鼓起了掌。
这次得奖的农民,都是鹤龙湖镇诗联文学会的会员。诗联文学会70岁的副会长张中一也上台讲了几句:“感谢一一,没有他出钱出力,就没有农民文学奖。今年还给我们出了有正式刊号的书。”
张一一略有些不好意思,他站起来接话道:“作为农民的儿子,很高兴能有机会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一些绵薄之力。希望大家不但自己坚持写,还能够继续发动周围人、身边人写作,能够在农村形成一种文化的氛围,让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坐下后,张一一仿佛又想到什么:“大家以后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每个人都有稿费,明年的下届农民文学奖还会提高奖金。今年出十万字的书,以后可以出二十万、三十万字。”掌声十分热烈。
《中国梦•农民梦——鹤龙湖诗联文选集第五辑》已于2015年10月底出版
“感谢一一的表态,他以赤子之心回报家乡对他的关爱,下面,我代表党委政府讲三个方面的意见。”副镇长徐凌峰总结。历时十五分钟的颁奖仪式,他的发言占了七八分钟。
这是一场严肃而又略显滑稽的颁奖仪式。参加的人与鹤龙湖镇的其他农民一样,种田养蟹,打工糊口。和别人不大一样的是,他们把大半辈子的农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写作。
“农民诗人?这是别人安在他们身上的记号,在此之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坚持写作几十年了。”张中一说。
“都是劳动人民,不写这些写什么?”
危勇是个精明的湘北老汉。他66岁,身材高大,面庞黑红,一身得体的列宁装,不说话的时候永远端坐着,双腿并拢,腰板挺得直直的。
他在鹤龙湖镇新建村的家修得漂亮气派,周围环绕着水塘、饭庄。如果是在十月份,很多长沙人会自驾游来到这里,垂钓赏荷,尝尝这里远近闻名的大闸蟹。
驱车沿着鹤龙湖镇新建村的主干道一路前行,一位村民指着最大的几个水塘说,“危勇家的,一共十几亩,九十年代他才花了六万块钱买的,现在可值钱了。”
用村里世俗的眼光衡量,危勇算是个“成功人士”。不缺钱、子女有出息、房子修得好,还好舞文弄墨,“高雅”得很。村里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做寿,能请来危勇即兴赋诗,是很有面子的事。
“星做蟠桃月做饼,江为歌带海为盅。潘程二老皆人杰,九秩双遐庆大辰。”
这是危勇在村民潘力生、程应球两位老人的寿宴上现场所作的一首祝寿诗。怕自己乡音重记者听不懂,危勇背了一遍又一笔一划地写在信纸上,“请惠存。”
“你读过我那首《咏鸡》吗?我都是即兴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网上有些人说我抄袭、炒作,我是农民,不懂那个。”危勇说,镇上谁家不养鸡,他家养了十几只,老婆子天天喂鸡,公鸡天天打鸣。“城里人,年轻人,哪懂这些?”
“有些网友模仿你这首《咏鸡》,作了很多诗。”记者说。
“我知道,张一一告诉我了。我还是有点古文功底的,平仄、押韵,都知道。我不光要咏鸡,以后还要咏鸭、咏猪、咏狗、咏牛。”
老伴儿在旁边听了笑,危勇停下来,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他从里屋拿出一册《华夏诗词艺术集锦》,熟稔地翻到一页,递给记者,“看,这是我的肖像,上面有我的很多诗。”
记者翻看,一首《渔村》里写道,“极目平湖韵味赊,宏开明镜照天涯。银鱼嚼绿堤边草,彩蝶叮红水底霞。兴教集资修学校,为公造富乐于佳。村民都住桃园里,无复仙河再觅槎。”
“没养蟹前,我养鱼,新建村就是个渔村。你看,我的诗,都是写农村的。平时没事,我就骑着单车看风景。农村最好的就是风景,看着看着,有了灵感,我就记下来。”
“都是农村人,劳动人民,不写这些,写什么?”张中一在一旁插话,“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凭什么农民写不得?如果诗歌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一座殿堂,它应该修在山水的旁边,村庄的大树下,在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年轻时,危勇就爱写作,一有闲钱,他就翻报纸找刊物,把自己的作品寄过去。“我爹妈去世得早,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总觉得遗憾。总想着,自己的作品要是上了报,变成铅字,多光荣。”
少年时的危勇一边种田,一边坚持自学、写作,四大名著也是那时候借着看完的。十五六岁时,他的诗就发表在了《少年文艺》上。
80年代,危勇曾经花135元钱买了一本诗集,厚厚一册,沉甸甸的,现在还保留着。“那时候工人一个月才赚多少钱?我花一百多块钱买本诗集,都不敢让村里人知道。知道了,都要说我是疯子。”
老伴儿一度也不理解,“只知道写作费脑子,哪里知道还这么费钱。”后来拗不过他,只好作罢,“总比打牌输钱、买地下六合彩好。”
- 责任编辑:董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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