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经】

一．“空降县委书记”搞大事

2010年7月，江苏南通海安的干部潘志立，转任贵州独山县委书记，在当地主政8年。2019年3月，潘志立被有关部门调查，10月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立案查处。户籍人口仅37万的国家级贫困县独山，猛建了一堆收益不高甚至烂尾的项目，在潘志立下台时，负债高达400亿，引发了不小的关注。紧邻独山县的三都县负债约百亿，建设规模明显比独山要小。两个县都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州南部，再往南是广西河池、桂林一带。

独山400亿负债最大责任人：原县委书记潘志立

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三都县主政的县委书记叫梁嘉庚，布依族，贵州本地干部。2018年1月，梁嘉庚接受组织审查，6月双开、批捕，11月开庭审理。2019年3月，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梁嘉庚有期徒刑10年，罚金100万，受贿财物上缴国库。

梁嘉庚犯的是受贿罪，检察院的指控是：在任独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及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潘志立的刑期没有公开报道，应该是重罪，不会比梁嘉庚轻。除受贿罪，潘志立还被起诉滥用职权。

所以，2011年8月到2015年5月，独山县委县政府搭班子的是两人，一外来，一本地。从江苏来的是“敢想敢干”的县委书记潘志立，本地培养的是县长梁嘉庚。两人的关系，应该是潘志立引入“先进经验”，梁嘉庚学习操作，并将之推广到了三都县。

潘志立到独山之前，是江苏海安（县级市，南通代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城东镇党委书记，一直在江苏工作，出生地就在海安。如果没有贵州省引入多位“空降县委书记”的事，潘志立应该和梁嘉庚一样，按本地干部的轨迹发展。

2010年到2011年，贵州分两批引进外省12名干部任县委书记，占全省88个县1/8还多。这种从外省大规模空降的做法，在全国都很罕见。这个操作是希望东部地区来的能员干吏，大动作搅活经济，让贵州取得突破性发展。引进的12人中，10人“有较丰富的工业经济、园区开发、招商引资领导工作经验”，2人“有较丰富的农业产业化领导工作经验”，主打显然是招商引资。12人分别来自江苏、山东、浙江、河北、重庆。

从经验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操作，成功机会不小。例如笔者熟悉的江西南昌，也是经济相对落后，群众对发展不太满意，特别是2000年以前，感觉没找到发展方向。2001年，上海支援了副书记孟建柱到江西任省委书记，江苏无锡支援了市长吴新雄到南昌任市委书记。二人群众口碑不错，思路与操作确实不一样。南昌以红谷滩为代表的新区崛起，虽然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算是常见操作，但确实让当地群众眼前一亮，信心倍增。

更神的例子是合肥，笔者也较为熟悉，2013年就在《大投资》文中卖力鼓吹，合肥要大发了。2006年孙金龙从团中央到合肥任市委书记，可以说开启了15年来世界上最成功的城市发展奇迹。近来有好事者将合肥政府形容成“赌”投资的风投高手，赌家电、赌面板、赌芯片，投一次大赚一次，刷了一波热度。从近来电动汽车市场的走势来看，合肥豪赌蔚来似乎又要成了。

至于外来县委书记的成功例子就更多了，只是远不如省会级城市影响大。但无论是县委书记还是市委书记，乃至省委书记，要取得突破性经济发展，无法避免而且理论上也正确的发展方法是：大投资。对此发展理论有疑问的，请去看《大投资》这个笔者重要代表作品。

通常来说，一个从富地空降穷地的干部，基本会有“加快经济发展”的任务。而这种地方，也不可能靠自然资源暴富，不然也不会穷了，需要干部去想办法招商引资。这种情况下，外来干部也会得到有力的支持。要么是财政支持，要么是放开手脚。什么都不给还让创造业绩，战争年代都说不过去。

可以想象，负有重任空降到县里的外来干部，在气魄上天然就会有些优势。一个是权力给够，全面负责的一把手，能拍板决定事情，“本土派”不拖后腿。二是投资体系要能搞起来，融资渠道打通，这年头要发展就得靠投资。

而外来干部的能力往往也体现在，上来几板斧，能不能震住场面，把投资搞起来。落后地区本来半死不活、有气无力地日常维持，新领导带来了新气象。干部忙起来、项目搞起来、气氛活跃起来，就是不错的开端。

二．固定资产投资超GDP

潘志立深入麻万石牛村就开发区前期工作进行调研

可以肯定，潘志立到独山以后，开头几年大力进取的操作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从上级领导到县里群众都能感觉到：独山动起来了。这是让人欣慰的，也是符合预期的，组织上期待这样的干部做出更大的成绩。2014年9月，潘志立被提拔为黔南州副州长，成为副厅级高配的县委书记，权威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