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胜前】

数年前，我作为成员参与到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负责石器分析工作。因为这个原因，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哈民忙哈遗址的情况。

这个遗址以发现大量集中出土的人骨而闻名，最集中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97具人骨，不同年龄段与不同性别的人都有体现，底部尸骨有摆放的痕迹，上面的比较凌乱，房子有焚烧的迹象。经过数次发掘，已发现的人骨有两百余具。

▲哈民忙哈遗址全景（左上）

哈民忙哈遗址博物馆（右上）

哈民忙哈遗址F40人骨堆（左下）

哈民忙哈遗址原址保护大厅（右下）

有关如此大量人口突然死亡的原因，我从石器分析的角度进行过解释（《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哈民忙哈先民的石器工具中农业工具非常少，倒是有类型丰富的食物加工工具，表明其食物来源多样。挖掘工具只有石镐一种，形体修长，使用条痕非常清晰，显示经常挖掘沙土，实验研究显示它最适合挖掘的深度是30至50厘米。

基于石器工具组合以及其他的信息，我们推断哈民忙哈先民过着一种以广谱狩猎采集兼营少量农业的生活。他们生活在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带，农业的边缘环境，很容易遇到灾年。可能是某一年的春夏之交时，因为食物不足，人们挖掘穴居动物的洞穴，捕食这些动物，由此感染了瘟疫，最有可能是鼠疫，大量人口死亡，剩下的人仓促埋葬了死者后，迅速撤离。撤离中他们带走绝大部分完整的石器工具，因此我们在研究中看到的完整、还能使用的工具极少。

▲庙子沟M25居住面上六具人骨

哈民忙哈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处因为瘟疫而废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较红山文化略晚。除此之外，另一处同样可能因为瘟疫而废弃的遗址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它是魏坚老师早年主持发掘的。这两年因为参与该地区工作的缘故，我开始关注这里的材料。

在庙子沟工作站与乌兰察布博物馆看到庙子沟的材料，发现该遗址保留了大量完整的石器工具，与哈民忙哈遗址形成鲜明对比。我有学生比较过庙子沟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废弃过程，发现庙子沟的废弃形态有所不同，庙子沟遗址使用时间比较长，遭遇瘟疫的庙子沟人似乎受到了惊吓，迅速逃离，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完整的物品。庙子沟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年代差不多，环境也类似，遭遇的也可能是同样的瘟疫。

数年前，《Cell》（《细胞》）杂志上还报道了生物考古学者的研究，他们在欧亚大陆数个遗址中发现了鼠疫的直接证据。去年秋冬之交，乌兰察布还发生过鼠疫，原因是人食用了野兔，病人转院到北京之后，让首都人民着实担心了一些日子。森林草原的交界地带，资源相对多样，但生态环境不稳定，容易出现灾年。20世纪初的关东大鼠疫，死亡五六万人，也是源于这个地带。

瘟疫产生的根本条件与历史阶段

两个史前时代可能的瘟疫事件为考古学留下了保存完好的遗址，让今天的考古研究者能够一睹史前时代瘟疫的影响，也由此可以了解瘟疫产生的条件。

瘟疫的传播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病原体是自然界本来的存在，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类或者被病原体杀死，病原体失去传播的途径；或者人类适应了病原体，病原体失去对人类的严重威胁，所以，封闭环境不大可能产生瘟疫。

瘟疫的传播往往来自人类接触到本来不属于人类生活圈的病原体。以关东大鼠疫为例，原因可能因为外来移民捕猎了生病的旱獭。哈民忙哈先民捕食穴居动物，这些动物通常不应该进入人类生活圈的，因为利益与饥饿，人类碰触了自然存在的红线，最终酿成灾难。当然，如果人类人口极少，病原体杀死了感染者，也就失去了传播的可能；或者人口分布极其稀疏，传播也不大可能发生。

但是随着农业起源，人类走向了定居。定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流动则难以开展农业的（除非游牧）。然而，定居会带来人口的增加，狩猎采集群体因为迁徙流动的原因，往往需要两名幼年子女有足够的年龄差距，一名子女能够自己行走。定居群体不存在这样的困难，生育间隔由此可以缩短。谷物制作的糜粥一类食物可以让婴儿更早断奶，促使生育间隔进一步缩短。农业本身有旺盛的劳力需要，更多的人口意味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这样构成一个正反馈，人类人口迅速增加。

从民族志材料可知，依赖狩猎的话，每百平方公里所能支持的人口不超过1.56人，如果同时依赖狩猎与采集的话（不包括渔猎群体），所支持的人口是9.098人。如果要超过这个阈值，就必须有农业。农业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可以达到10~20倍。如此多的人口定居在同一个地方，这就为病原体提供了极好的传播条件。从这个角度说，瘟疫的大规模传播是与农业起源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