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的阴影持续笼罩。韩日领土争端多年没有任何缓和，完全是因为两国的历史认知存在原则性分歧。韩国方面倾向于将历史问题视为检验日本是否真诚反省的“试金石”。李在明总统在2026年“三一节”纪念讲话中，呼吁日本以“真正的理解和共情”为基础开启“友谊的新世界”，但也明确强调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绝不动摇。而日本方面则试图将历史与现实安全议题“切割”，认为不应让“过去”束缚“未来”的合作空间。

2026年2月，日本保守派媒体《产经新闻》在“竹岛日”当天刊发社论，声称韩国“非法占据”竹岛超过70年，并鼓吹政府应更高调地介入主权争议。这种言论在韩国舆论场被广泛解读为日本右翼思潮未灭的证据，与日本政府所谓“面向未来”的官方姿态形成刺眼反差。日本对历史问题选择性失明，对军国主义普遍性狂热，对装作受害者倒打一耙轻车熟路，韩国难以建立对日本的好感和信任在情理之中。更何况韩国现在的政府较为左倾，两国虽然表面上做了亲善工作，矛盾没有上升为军事对抗，但两国作为盟友进行深度战略协作的政治意愿基本一直徘徊在最低点。

2025年2月22日，在位于首尔钟路区的“和平少女像”前，韩国独岛协会成员举行记者会，要求日方停办“竹岛日”20周年活动。韩联社

这背后战略路径的根本分歧是局势的另一个核心。韩国扩军的底色是“防御自主”——核心目标是减少对美依赖，建立独立的国防能力，避免被美国的“印太战略”拖入大国博弈的漩涡。

2026年2月的一个典型案例充分暴露了这一点：韩国拒绝参加美国提议的美日韩三国空中联合演习。韩方给出的理由之一，是该演习日期与日本的“竹岛日”活动时间重叠，参与其中将向国内传递错误的政治信号。这一决定直接导致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公布被推迟，美方被迫仅与日本进行双边演习。这充分说明，韩国宁愿让同盟协调机制出现裂痕，也不愿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变成被盟友绑架的“人质”。

日本扩军的底色则是“攻击转型”——核心目标是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让自卫队成为“正常国家”的军队，并在此过程中反过来当“绑匪”，挟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谋求变天。2026年4月，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首尔的一场论坛上积极游说韩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称其为“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关键任务”。尽管李在明总统以午餐形式接待了石破茂，但韩方对该军事合作倡议的官方回应十分冷淡。这表明，即使日本主动伸出橄榄枝试图深化军事纽带，韩国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警惕。

两国在同一个美国主导的同盟框架内非但无法形成合力，反而因领土与历史的顽疾相互掣肘、彼此防范。这种结构性的身份错位，决定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看似紧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际影响的军事同盟。

双重路线对中国的夹击效应

韩日扩军路线虽不同，韩国主观上也更乐于继续骑墙，但是客观上，却在地缘上对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夹击效应”。

韩国方面，李在明政府看似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灵活性——2026年1月李在明访华期间明确表示：“本次会谈将成为开启2026年‘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元年’的重要契机”。但军事层面的动作并未放缓。韩国2026年国防预算中，F-35A战斗机二期项目获批4万亿韩元。驻韩美军的定位正从“对朝威慑”被强行转向“遏华”，韩国面临被拖入与中国战略对立的现实风险，韩国政府对韩国军队的话语权正出现令人不安的下降趋势。

日本方面，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冲击更为直接。日本自卫队舰艇已进入台湾海峡活动，日方在距离台湾仅百余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部队，3月在熊本县部署射程远超防卫需求的“25式地对舰导弹”。日方持续推进“航母化”改造，研发和购买射程超1000千米的中远程导弹，构建跨领域作战体系。韩国的军备扩张主要聚焦半岛防御，而日本的扩军锋芒则直指台海和东海，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更为露骨，示范效应更为恶劣。

相同扩军，不同“转向”：韩国左转，日本右转

最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于：同样是扩军，为什么韩国在“向左转”，而日本在“向右转”？

韩国的“左转”是一种政治表象。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结果，2025年6月，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共获得1728.7513万票，刷新历届大选得票数纪录——当选总统，政权从保守派回归进步派。李在明政府在外交上表现出一定务实色彩——巩固韩美同盟的同时尝试改善对华关系，对日则在历史问题上有所坚持。

然而，这种“左转”并未动摇韩国的军事逻辑。韩国国防预算继续高速增长，“三轴体系”加速推进，利用朝鲜议题给扩军寻找合理借口的趋势没有减缓。韩国左右翼的根本分歧在于“亲美亲日”还是“对美对日保持距离”，但“自主国防”是跨越阵营的共识。正因如此，一个左翼总统上台，韩国军工反而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日本的“右转”则是一种根本性的国家战略转向。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右移趋势更为明显。高市所主张的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更名为“国防军”，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狂论，正一项项实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日在东京王子酒店举行的自民党成立70周年党代会上发表演讲，表达了修宪的强烈意志。Youtube截图

在其推动下，日本安保政策加速“闯关”——从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到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再到实质解禁集体自卫权。2025年日本首次返销“爱国者”导弹、出口护卫舰，突破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右翼的根本诉求不是“自主防卫”，而是彻底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以“国家正常化”为名行“再军事化”之实，日本社会沉默的狂热，说明“一小撮”这个形容，已经脱离现在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应对：分化瓦解，而非两线作战

面对韩日同步扩军的局面，中国的策略空间正在收窄，但并非无棋可走。

对韩国，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尽管军事层面韩美同盟依然稳固，但韩国在经贸上对中国的依赖是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忽视的。对中国而言，与首尔保持建设性对话，避免韩国在中美之间被完全推向美国一侧，是第一优先级的战略任务。

韩国也有意对中国做出一定的配合，韩国前总统卢泰愚之子卢载宪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到任后快速推动了农业、半导体等多项破纪录交流活动，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到任后受到了韩国防长的接待，两位大使和背后的两个外交、政府团队，可以说在短时间内稳住了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对日本，情况则要严峻得多。无论承认与否，高市早苗政府的“右满舵”已经基本完成。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意味着日本已决心在台湾问题上充当“搅局者”角色。中国的反制必须更加明确：在外交上坚定斗争，在经济上精准施压——日本军工虽在尖端材料领域有优势，但在工业级原料层面，中国占有绝对的产能、技术和成本优势。加强对关键材料的出口管控，便是遏制日本扩军野心的有效杠杆。

结语

韩日同步扩军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重构的东北亚安全格局。美国在“美国优先”战略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客观上为韩日的军备扩张提供了外部动力。但两国的内部逻辑截然不同：韩国扩军是为了增强自主性、减少对美依赖，哪怕这种“自主”仍需美国背书；日本扩军则是为了挣脱战后束缚、重塑“正常国家”身份，哪怕这条路直指“再军事化”的深渊。

更为关键的是，韩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领土争端、历史纠葛、战略错位——决定了这对名义上的“盟友”实际上貌合神离。美国试图通过强化美日韩三边军事协作来整合力量、应对中国，但韩日之间的深层裂痕恰恰为这种整合设置了天然的天花板。

韩日之间的矛盾——历史宿怨、产业竞争、战略选择的分野，无论哪一个，华盛顿都没有意愿、没有能力，更没有足够的分赃资本来弥合巨大的分歧。日韩的貌合神离，意味着流动的利益与算计，也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战略机遇，和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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