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的走红，与独特的“内亚视野”有着重要的关系。随着有关明代与“内亚”研究的增加，我们不禁产生联想——倘若如法炮制，是不是也可以由内亚出发，开辟一片“新明史”的天地？

如上文所述，明朝的“内亚”特点是全面研究明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面，受制于史料、语言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极有必要开展研究。但解读内亚特征是否意味着“内亚性”，又能否引导出“新明史”？则又是一个牵涉复杂的话题。

首先要澄清的是，内亚只是一个研究视角，从内亚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与版图幅员、疆域人口、国力强弱皆无直接的关系。如同站在邻居家里看你家，并不意味着邻居家也成了你家。但换一个视角，往往能够看到因为“只缘身在此山”而忽略的问题，这是切换研究视角的关键意义。

其次，鉴于“新清史”引起了巨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假设一番，倘若内亚视角的“新明史”能够成立，是否会成为新清史的“帮手”？笔者认为，“新明史”恐怕非但帮不了“新清史”，还会挑战“新清史”。

在“新清史”的历史叙事中，为了强调其来自于内亚的传统，明朝经常被人为忽视，或者以“蒙元——北元——清朝”的历史演进绕开明朝。如果明朝的内亚特征得到充分的论述，无疑将是对“新清史”叙事的有力挑战，甚至是颠覆。由此而言，开展相关研究是令人激动的。

然而，需要冷静分析的是，明朝的内亚特征究竟有多强？是否可以构成影响帝国的“特性”？一方面，众所周知，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其直接控制的疆土西北不出嘉峪关、东北不过辽东，明朝对内亚的影响与内亚对明朝的影响，究竟孰轻孰重？这应该不是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

另一方面，明朝与内亚的交往固然不少，史料中也能找到一些记载，但从宏观的视角看，其意义有多大？如果说内亚政权尊崇明朝皇帝、承认大明帝国的宗主权，就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内亚传统”。

那么，琉球、暹罗、占城，以及一大批东南亚国家，同样对明朝和大明皇帝有连篇累牍的敬颂，是否也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南洋传统”？就此而言，要想论证明朝“内亚性”的重要地位，还需要妥善回答不少重要的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在“内亚”这个新鲜词汇的包裹下，既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论著，也不乏为了追求时髦而滥竽充数的说辞。对于传世史料，无论汉文还是其他文字，解读与利用都要格外小心。

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朝皇帝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他既会厚赐藏传佛教首领，也会封赏不远万里的耶稣会传教士，还心心念念要寻找道教的张真人，更对孔夫子尊敬有加，每逢大事又要去太庙祭告列祖列宗。仅从其中的某一点，甚至是某个细节出发，深入阐释、大做文章，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明人沈度绘《瑞应麒麟图》 表现了榜葛刺国朝见永乐帝的场景。

发掘新史料、开拓新视角，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由此而生的新观点、新思路，是史学研究向前推进的重要成果。但在学术研究中，“新”并不代表着正确，也未必代表着先进，文字的特殊性与史料的可信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工业品的研制过程中，并非每一件产品都是可靠、有效的，史学研究的成果也具有类似的情况，很多观点可能流行一时，但经过反复的研究与讨论，最终被认为是错误的，成为“试错”的一环。包括明史在内，断代史需要不断推进，内亚视角的确是值得开拓的切入点，要避免“前车之鉴”式的麻烦，中国学者不妨更加努力，主动抢占学术制高点，使得无论“新”、“旧”，中国历史的书写都能呈现学术研究所应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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