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挣39亿到亏20亿

特朗普首次当选后，曾强烈批评波音在“空军一号”改装项目中的报价“高得离谱”，直言若不降价就取消订单。随后，波音与政府签订了39亿美元的定价合同，看似得到了一个“政治胜利”，但在现实面前却逐渐演变成一桩得不偿失的买卖。波音财报显示，2023年该项目亏损已超22亿，供应链断裂是主因之一。

究其根本，这笔“政治订单”原本就带着某种隐患——在特朗普的强势“砍价”之下，波音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军方对于新“空军一号”在安全防护、电子对抗、通讯系统等方面有极高要求，往往需要定制化的精密设备和改装工艺。而且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这些要求还在不断升级，带动成本进一步上扬。波音为了赢得合同而选择了“低价竞标”，在后续执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也正因如此，波音既要面对政府可能的“要求加码”，又要承担来自军方工期、质量的刚性压力；既要安抚一层层外包商，也要平衡自家财务与股东利益。看似庞大的军工订单却如同“烫手山芋”，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得“双输”局面：延误导致的违约风险与成本超支，拖累公司整体利润和市场形象。

这桩亏损连连、争议不断的“政治交易”也为外界敲响警钟：当商业逻辑与政治考虑交织在一起时，企业往往失去在项目报价与执行进度上的灵活性，很容易在舆论和利润之间被逼至死角。

那年奥巴马和空军一号还年轻

谁在为新“空军一号”加戏？

在谈到新“空军一号”项目频频延期时，美国官方给出的解释之一是“需求变化”。然而，这种需求上的“层层加码”，也在无形中加重了项目负担。军方和政府希望在机上集成最先进的通讯、电子对抗、防护系统，甚至要求飞机具备在突发状况下保持自给自足的能力。每一项新需求都意味着要对原设计进行适配，牵扯到零部件更新、线路改动、软件升级等一整套复杂流程。

不仅如此，项目越复杂，越需要多个部门乃至不同公司协作。美国军方内部对安全等级、信息保密及防卫能力有严格标准，波音、政府实验室和各种零部件承包商要反复评估并升级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出现技术难关或决策滞后，都会让“空军一号”改装工作卡在关键节点。层层审批之下，时间和资金的投入都迅速膨胀，令波音的亏损数字与延误风险一路攀升。

对于外界而言，质疑的声音在于：真的是技术需求不得不持续升级，还是政府和军方对“无所不能”专机的理想过于膨胀？在当代航空技术条件下，把一架飞机改装成“空中堡垒”并非不可能，但代价究竟有多大、效率是否值得，才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正如有人戏谑所言，“难道真要把它打造为变形金刚”才能满足高层安全顾虑吗？

早年总统专机不叫空军一号，这是罗斯福总统坐过的哥伦拜恩二号

“空军一号”当国家名片不合适

美国“空军一号”最初就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它必须在可能爆发的核冲突中保持通讯、指挥乃至空中加油能力，带着“空中堡垒”的浓厚色彩沿用至今。即便经历了冷战结束、国际格局重塑，新一代“空军一号”依然延续了大量用于极端防护与军事指挥的设计，这也成为其不断升级改装、开支高昂的根源之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大国在选用政府专机时普遍更为务实。比如英国王室与首相团队花费约1090万英镑改装一架A330军用加油机为VIP专机；法国总统的专机更多承担礼仪与外交功能，并未为“核战场”做过多准备；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则往往使用商业航班机型改装，闲时回归民航，以节省成本。

相较之下，美国对“空军一号”高强度军用改装与全球威慑能力的执着，某种程度上是冷战心态的延续，固然在特定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却在后冷战时代显得与实际需求脱节。

因而，人们不禁要问：在高速变化的21世纪，高强度军用改装与巨额预算投入的总统专机模式是否仍然必要？当安全威胁更多呈现网络化、智能化趋势，依赖一架动辄上百吨、改装难度与费用俱增的“四发巨无霸”来彰显国力，或许已不再是最佳选项。尤其在财政和民生需求竞争激烈的当下，“空军一号”能否继续维持昔日“天字一号工程”的地位，值得深思。

更何况，作为国家名片，高铁、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或许比依然笼罩着冷战阴影的“空军一号”，更能体现当代大国的创新与务实精神。

“空军一号”一词用于指代总统飞机的流行，始于约翰·肯尼迪总统购买使用的波音707

结语

波音的超长延期也让白宫按捺不住，召马斯克来为“空军一号”解围。对波音而言，这既是救兵，也是压力——即便能按时交货，恐怕也免不了被马斯克整顿一番。

这项“天字一号工程”如今进退两难，美国政府和波音在变革与固守间挣扎。而这架专机的波折，不止是波音的困局，更折射出全球航空业与政治格局的暗流。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