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回顾这三年，中国全国上下既在抗击瘟疫，同时也在抵御着一场接一场的瘟疫战争。

抗击瘟疫，指的就是面对非人类的新冠病毒，全国上下大力推出的一系列以压低传染规模、减少重症率与病亡率为目标的行政性和医疗性措施。三年来，中国先后打赢了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上海保卫战，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抵御了一波波境外输入疫情的冲击，这些都是抗击瘟疫的显著成果。

相比之下，瘟疫战争则是在人类之间暗中进行的，它指的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些国家不失时机地将疫情政治化、武器化，展开了针对中国的各种形式的打击。这种战争不同于传统战争，它借助疫情的爆发而发动，借助疫情的演变而进行，其具体形式也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战争原理来自于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会使用，每一个事物都可以成为武器。

若要理解中国近三年来围绕抗疫呈现出的总体行为模式，必须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认识，不能只看到抗击瘟疫这一个方面。世界上一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武器化并针对中国进行打击的瘟疫战争，可以说伴随了近三年新冠疫情的全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而中国的抗击和应对同样也持续了三年并仍在进行当中。

第一阶段：“武汉病毒”vs“武汉保卫战”

针对中国的瘟疫战争是在三年前与中国武汉突然发现疫情同时开始的。尽管直到今天病毒溯源问题仍未解决，真正的“零号病人”在哪里、新冠最早的原始株源于何处等关键线索仍是迷雾重重，但疫情最初的发展看起来确实就是一场武汉和湖北等地爆发的地方性流行病。于是，在一段时间里，针对中国的妖魔化言论顺势而起，通过“武汉病毒”的命名将中国锁定为罪魁祸首，各种隔离中国、封堵中国的措施随后纷纷出台。

不难想象，如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确只有中国是疫区，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疫情，或者疫情的分布以中国为中心其严重程度向外围呈梯度逐级扩散，那么，一场针对中国进行精准打击的瘟疫战争必定会全面展开。政治上的攻击、经济上的制裁、贸易上的封锁等等，一样都不会少。除非中国尽早结束瘟疫的流行，否则，对某些国家来说犹如天赐良机的瘟疫战争，绝不会自动停下来。

但是，形势并未如某些人所愿那样发展，2020年春夏之交，新冠疫情按照其自然演变规律迅速发展成了一场全球大流行。就在武汉和湖北疫情在中国式抗疫的强力阻击下得到了有效控制的同时，欧洲和美国等地的疫情迎来了第一波大爆发，成了全球疫情梯度分布的最新“高地”。

全球部分国家新冠感染人数统计，来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随着疫情的快速发展，各种严重后果也开始在这些“高地”显现，由于中国式抗疫与欧美式抗疫形成了鲜明对照，无论从哪方面看，欧美都更像是新冠遭遇战中的战败者。一时间，原来那个借机将中国推入火坑的战争剧本没用了，而且在剧情的逆转之下，中国反倒更有机会成为赢家了。

4月8日武汉宣布“解封”，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经过了一场长达76天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中国重新赢得了主动权。世卫组织宣称武汉给世界带来希望，而与此同时，在那些处心积虑想要打击中国的国家中，黑暗期才刚刚降临。在这形势下，针对中国的瘟疫战争只得暂时偃旗息鼓。

第二阶段：“群体免疫”vs“动态清零”

2020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短短6个月后的9月28日，全球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突破了100万。

表面上看，这时的世界各国就都只有抗击瘟疫这一个战场了。考虑到疫情的严重性，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在多个国家居高不下，按说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全力应对疫情尚且力有不逮，不应该再有发动瘟疫战争、打击对手国家的企图了。

遗憾的是，人类社会从来不这么简单，新的瘟疫战争剧本很快编写了出来。在新的剧本里，将疫情武器化的设计工作更加复杂了，其用心也更加险恶了，因为其巨大的杀伤力正是包藏在所谓的“群体免疫”这个医学术语当中的。

“群体免疫”作为一个总体应对措施，于2020年3月由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逊首次公开提出，引起了全球哗然。从中国的角度看，通过放任病毒在人群中自然传播达到“群体免疫”效果的概念简直不可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任由脆弱人群在疫情中牺牲的观念，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能接受的。当时正在通过全国动员实施阻击战、总体战的中国，通过官方媒体评论将这种消极抗疫的做法描述为“掩耳盗铃”，认为“其本质是罔顾生命，既不科学，更不道德。”

但是很快，随着疫苗的普及，“群体免疫”被世卫组织重新定义为在达到疫苗接种阈值之后即可以保护人群免受病毒感染的一种有效措施，并成为了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推动之下，这些国家出现了大量令中国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包括民众中此起彼伏的拒戴口罩运动，毫无防护措施的人群聚集，以及超高的重症率和死亡率。

北京：医护人员多跑腿 流动小分队上门为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图源：视觉中国

2020年和2021年，美国和欧洲多国连续两年死亡人数增幅创下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高记录，在最高的时期，美国单日病亡人数曾一再超过9·11的死亡人数。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针对中国的瘟疫战争新剧本吗？难道有人会企图通过在本国加快实现“群体免疫”获得反向的战略优势吗？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人未能充分认识到的一点是：关于烈性传染病，关于人群通过染病获得免疫，在不同民族中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的。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都是痛苦和灾难、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爆发，对于某些欧洲民族来说却犹如是神的礼物一般，与他们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对外征服史紧密相连。

美洲文明整体上被灭绝的历史过于宏大，今天很难完整复原其真相。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一些现实案例提供了灭绝过程的微缩模型。20世纪初，某个位于南美洲的原住民部落接受了一名欧洲传教士，仅仅因为传染病，这个原本有着6000-8000人口的部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只剩下了几个人。在1942-1943年，阿拉斯加某个偏僻的印第安群落，由于一条公路的开通，短短一年时间就接触到了麻疹、痢疾、百日咳、腮腺炎、扁桃腺炎、脑膜炎以及黄疸性肝炎等一系列传染病，最后由政府实施紧急救援幸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