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上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高度敬仰。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对孙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值此之际，观察者网特别摘发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政治学家朱云汉教授的这篇文章，重谈辛亥革命的真相，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贡献。本文摘自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民国缔造与亚洲再兴

要深刻理解100年前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需要从世界史的高度出发。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从积弱走向富强的历史分水岭，也是亚洲从百年衰落走向百年再兴的分水岭。辛亥革命不仅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翻开了亚洲各民族挣脱殖民主义压迫与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新页。

表面上看来，民国建立之后，传统政治体制崩解所带来的混乱更趋恶化；太平天国之乱后形成的地方武装首领与督抚拥兵自重的局面，进一步演变成军阀割据与中央政权彻底空洞化。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乃从蚕食进入鲸吞。举例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日本势力入侵山东、东北与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作为孙中山先生笔下的“次殖民地”，根本无力避免民族沉沦的历史浩劫，遑论转化亚洲的历史悲剧格局。

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激发了中国政治精英对于重建统一秩序以及加速现代国家体制建设的强烈渴望；帝国主义侵略的变本加厉，更加速了国家观念的巩固与民族主义的凝聚。任何有可能达成民族振兴目标的变革主张都有市场，任何被视为阻碍民族振兴的思想、结构与体制障碍都成为被变革的对象，这为日后的中国社会全面政治动员积蓄了巨大的动力。

在辛亥革命前后，亚洲各地争取民族独立振兴的政治精英已经开始相互声援扶助。孙中山先生也一直把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支持亚洲各弱小民族的独立振兴，视为一体之两面。兴中会时代，孙中山先生在横滨的住所，便成为中国、印度、暹罗、朝鲜、菲律宾等国民族振兴志士经常聚会的场所。许多台籍精英如蒋渭水、连横、赖和等也先后加入同盟会，为此理想共同奋斗。

辛亥革命成功，受到全世界所有受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的关注，亚洲各地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更深受鼓舞，因为民族振兴的火苗在中国已经点燃，也为亚洲民族挣脱殖民统治带来一线曙光。越南复国运动的先驱潘佩珠，受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影响，乃将其革命宗旨从拥护越南阮氏旧王室复辟，改为建立越南民主共和政体，并开始加强与中国同盟会的联系，也从胡汉民、陈其美等人处得到不少援助。

1898年，孙中山先生在横滨

解放殖民地，否决帝国主义

1910年日本正式并吞朝鲜半岛后，大批朝鲜独立运动领袖流亡中国，并与同盟会维持密切往来。1919年李承晚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上海成立，并积极争取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政府之外交承认。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后，广州顿时成为亚洲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堡垒，聚集了大批越南与朝鲜的复国志士，他们纷纷投考黄埔军校，成为日后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军政骨干。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一直关心印度之独立运动，特别授意戴季陶要设法保护印度的流亡志士；他逝世之后，国民政府也一直坚持支持印度民族解放的政策。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印度国大党领袖保持密切关系，蒋介石更明确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抗战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到重庆，所有政务费用均由国民政府承担，蒋介石更亲自批准建立“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反对，坚持并力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确定朝鲜独立的国际地位，并将此写入《开罗宣言》。不料，日后美、英、苏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不但出卖中国的领土利益，还种下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祸根。

二战后亚洲秩序重建的主导权，操控在美国与苏联手里，欧洲列强也仍不愿轻易放弃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中华民国协助亚洲各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目标未能立即全面实现，但仍力保印度与缅甸顺利争取独立。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华民国参与草拟的《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彻底否决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当性，为日后亚洲各民族的全面独立与振兴开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