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从国际话语权角度，您如何评论中国在双碳问题上的立场和表述？

诸大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利益格局比较复杂。即使发展中国家，各自的诉求也不太一样。比如本次COP28延期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些小岛屿国家对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有焦虑感，他们认为全球减碳进程特别是淘汰化石能源进程太慢。反过来，一些中东产油国，他们对大幅度减少石油使用的呼吁有相对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从发达国家立场来说，虽然口头上推动激进减排，但行动上却不愿意为承担历史责任掏钱。

民间社会代表、气候活动人士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表示，此次cop28峰会的会谈结果仅是差强人意。  图源：新华网

中国是碳排放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新能源开发的引领者。中国在世界上的态度，是拥护气候问题上联合国提出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表态，就是坚持联合国的多边主义，既不过于激进，也不过于保守，要尽最大努力寻找公约数。

科工力量：但中国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否进一步展开谈一谈？

诸大建：刚才提到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内生动力。中国2020年确立“3060目标”，即在2030年前争取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争取实现碳中和。虽然比国际上的“3050”目标晚一些，但这是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节奏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能源消耗和排放问题也随之增加。结合中国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到2060年的80多年时间分为两个40年，以2020年为分界点。从1978到2020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每7~10年翻一番，在高速度增长的发展模式下，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同步往上走的。

现在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进行转型，所以2020年后我们开始转入了下一个40年的去碳化进程。在从传统发展模式走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过程中，经济要增长，社会要繁荣，所以中国提出一个战略叫先立后破，就像汽车在从燃油车向纯电车过渡的过程中，中间会有混动车作为过渡。

与欧美国家当时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双碳目标是有一定的跨越性的。例如中国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110亿吨。中国的人口峰值为14亿，这意味着人均碳排放量为8吨。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在实现人均2万到3万美元的经济增长时，其人均碳排放量为10~20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人均碳排放接近20吨。

在政策推进中，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国土空间相结合，有一个在国际上可以讲得响的概念，即通过三区三线进行碳源碳汇空间的优化平衡。中国把整个国土分成三类空间，第一是生态空间，占整个国土空间的30%以上；第二是农业空间，包括18亿亩耕地；第三是不超过10%的城镇空间。城镇空间主要是碳源，包括来自工业、交通和建筑等方面的碳排放。生态空间和农业和生态空间需要作为碳汇空间提升碳吸收和碳储存的能力。

我曾经有一个国土空间碳源碳汇比要调整到1-2的假说，即到2050-2060年，中国的碳源要降低到与碳汇能力相匹配的程度。

去碳化的行动需要金融支持，中国在减碳方面的投资预算研究有很多方案。现在相对一致的看法是从2020年到2060年，中国4个主要领域即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的低碳转型需要投资140多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投入的“4万亿”曾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中国用于“双碳”转型中所投入的资金，相当于40年内平均每年投入3-4万亿，相当于每年2%~4%的GDP。

我将主要的行动领域和技术手段概括为一个4×4的矩阵来表示。

表中纵向第一列是能源结构转型；第二列是工业产业结构转型；第三列是交通结构转型；第四列是为建筑和土地城乡结构转型。横向表示下一个40年中国的发展节奏，按照时间依次是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在我们迈向碳达峰的过程中，虽然新能源的替代和老能源的效率改进是同步的，但是在最初的阶段能源效率改进起到主要作用，新能源的占比要到2040-50年左右才能超过50%。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双碳目标的金融支持中，除了投资新能源的绿色金融之外，还要强调转型金融的概念。因为除了新能源替代之外，工业、交通、建筑的新旧改造和切换需要大量的投资，转型金融在双碳目标中需要有足够的地位。现在资本对增量型的新能源投资比较积极，但对老能源的基础设施存量改造犹豫不决，力度不够大，主要是担心投资回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