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中国外交部8月24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将于8月27日至29日访华，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值得提醒的是，这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隔八年再次访华，也是沙利文在国安事务助理任内首次访华。

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职责是为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制定和执行政策，是影响总统决策的关键人物。但看看眼下美国在国际战略方面的捉襟见肘，很难说沙利文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别的不说，就拿以色列来说，早就不听美国的命令了，拜登甚至在电话里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中东局势搞成这样，不知道这时候拜登会不会想起一年之前，沙利文曾经自信宣称，“中东地区二十年来从未如此平静。”然后没过几天，阿克萨洪水就搅乱了美国人的中东规划，甚至波及了美国国内政治，最终给拜登半截入土的连任前景添了一铲子土。

当年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拜登团队还能甩锅给特朗普，说是他们只是给特朗普收拾残局，雷都是前任埋的。这次中东局势爆炸，他们就真没锅可甩了。布林肯和沙利文这些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参与治国理政的资深人士，其表现说到底跟他们鄙视的特朗普时期的那些草台班子，也没本质区别。

很多人对于美国“国师”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乔治·凯南和基辛格那代人，觉得美国外交团队一定都是国际战略大师。所以也有人会想，以前美国多少还有些像样的战略大师，怎么现在就只有沙利文这种平庸之辈了？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抛去滤镜，所谓的美国外交团队本来就是这种水平。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正经学到什么东西，在工作中也没练出什么东西，不学不练自然就不会。

“大师”们都学些什么？

说到这些美国“国师”们都学了些什么，作为一个在美国拿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人，还是稍微有点发言权的。

先说沙利文，他是个标准的科班出身的外交官僚，在耶鲁读的政治学本科，又去牛津拿了个硕士学位。虽然他还是跟大部分美国政客官僚一样，先去做了法律工作才被拉进了政坛，但至少他是受了正经的相关教育。

沙利文是1998年从耶鲁毕业，2000年从牛津毕业。那个时代的美国国关教科书、国关教程以及所谓的经典书目，跟我2015年在匹兹堡大学学习的东西，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冷战之后“历史终结论”的产物。

你可能会以为美国“国师”们在学校里学的，应该都是乔治·凯南或基辛格这些人搞的大国战略，研究美国如何才能提升国力与其他国家竞争。但现实是，这些所谓的“地缘政治”、“国家战略”，只占课程的一小部分，剩下绝大部分课程是留给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些东西的。当代国关最热门的话题是“人权”和“环保”这类，而不是“战争”和“国家”。

乔治·凯南和基辛格

至于国际关系中所必备的历史、地理以及各国国别研究，那更是下水道中的下水道。当初我们系研究俄罗斯的老教授退休前最后开了一学期俄罗斯研究的课，结果系里就我一个人报名了。有个同学还诧异地问我，“啊？现在还有人关心这个话题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冷战后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美国人来说，这个世界上的大问题已经都解决了，剩下的都是小修小补和唱赞歌了。对于那个时代的国关学生来说，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帮助美国赢得大国竞争，因为大国竞争不存在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万世永存。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关人只需要为美国和盟友协调一些小矛盾，帮助美国镇压一些不听话的小国，管理一些治安战级别的地区冲突，给美国的一切行为寻找所谓的“合法性”。

比如我随手找了个2017年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这门课的课程介绍，里面是这么描述的：

“我们将覆盖每个国关学派主要理论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认知，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1945年以来有利于大国和平的原因（核武、全球化、民主化、国际制度、对合法使用武力的规范演变），以及当今世界政治的关键争论，包括：南北差异；边缘地区战争、占领以及反叛乱；核扩散的原因和结果；民主的传播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中东的演变和阿拉伯之春；欧盟的未来；以及内战的进化。课程结尾我们将对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的主要挑战进行前瞻分析，比如中国的崛起和气候变化……”

反过来讲，那些强调“国家利益”和“硬实力”、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理论，那些认为国际社会是永恒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因而需要思考大国竞争的人士，在冷战后的美国国关学界和政界，经常是处于弱势的。

得势的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鼓吹美国不是靠霸权，而是以德服人，建立起了万邦归顺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霸权总有衰落的一天，但美国的秩序是特殊的、永恒的。所以那个年代，就连现实主义者，都得谄媚地说美国的霸权不一样，美国的霸权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仁慈”的，因而也会成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永恒。

美国人之所以沉迷意识形态斗争，做出无数看起来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毫无国家利益可言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如同教徒一般，相信冷战的胜利来自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虔诚，而不是来自于物质层面的追求。

所以如果你看到美国“国师”们看起来对各国一无所知，对历史地理毫无概念，这很正常，因为他们这个年代的人在潜意识里就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在冷战结束的年代，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全世界都会变成美国，在文化上学习美国，在政治上顺从美国，在经济上服从美国，这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即世界，那为什么要关心别的国家？如果你看到这套逻辑在当代中国都有那么多人信，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在美国有多少代人被这样的思想影响。

在沙利文上学的年代，美国还没经历9·11，这套历史终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学到的和他们所信的、所做的是一致的。但是到我去美国上学的年代，情况就稍有不同了。虽然我们学还是自由主义那一套美国永远站在道德高地的理论，但是美国同学自己也清楚美国维持秩序靠的是“dirty work”，知道国际关系不是在餐桌旁就是在菜单上。

于是一谈到人权和国际法，大家就不得不精神分裂，一边承认美国到处侵犯人权和国际法，一边又认为各国都要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一次我问一个美国同学，美国自己侵犯人权怎么办呢，谁来制衡呢？他憋了半天然后说，还是有的，比如美国一侵犯人权，中国就会出白皮书然后在联合国上骂美国……

所以幽默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基辛格在美国的名声非常差，因为他让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推动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颠覆活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这太不道德太不讲人权了。但是一谈到美国在冷战后以人权为名的颠覆活动，大家又不说话了。

如果所谓的“国际战略大师”是被批判的对象，那你怎么可能指望培养出下一代国际战略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