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支振锋】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威胁了无数同胞的生命健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搅乱了春节的安静祥和。跟17年前的“非典”疫情一样，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亲临一线，医护人员不怕牺牲、坚守岗位。无数“最美逆行者”为了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安危，甘为死士，以大无畏的精神自赴险境。疫情面前，勇敢坚韧、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再次彰显；民胞物与、守望相助的民族美德迎寒绽放。

但不同于2003年“非典”的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是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信息传播进入web2.0和自媒体时代之后的一次全国性传染病疫情，舆情治理也在疫情防控中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和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舆论与舆情治理

舆情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提法，类似的提法在西方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当一个有影响的事件发生时，社会公众可能会围绕事件进行讨论。当讨论达到一定的范围并持续一定的时间，就可能会形成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的形成有很多影响性因素。影响性的事件是基础，这个事件可能是公开发生的，比如一项新的公共政策；也有可能是不公开发生的，比如古代的宫廷内斗。社会公众的讨论可能是公开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可能是不公开的，比如特朗普上台后，白宫内部对他的执政风格与政策也存在私下的议论。

但即便是不公开的私议，最终也会产生公共性的后果，并有可能转化为公开讨论。而且，重要的是，这个事件要能引发社会公众的关切，或者让他们觉得与自己的利益有关，或者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公共舆论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描述的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在公共讨论中所反映的思想、认识和观点却并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在美国学者李普曼看来，公共舆论提供给外部世界的，往往是一个“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1】是由媒介经过选择加工的符号化现实。因此，公共舆论并不是对现实“照镜子”般的全息投影或者完全真实的再现，而是经过了公共讨论生产者、传播者、编辑者与传播平台共同加工之后的“信息”。在“事件-现实”与“舆论-信息”的转换中，客观事件的某些因素可能会被忽略或裁剪，客观事件未必具备的因素也可能会被添加进来，因此公共舆论与客观现实会有偏离。

《舆论》书影

但公共舆论会对社会大众、公共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在做出决策时，都需要依据相关信息来做出判断。理论上讲，信息来源越多元，信息内容越丰富，对信息的分析利用越科学，决策就越合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就在这里，悖论发生了。在很大程度上，“信息”实际上是他人已经做出的判断。由于人们具有的从众和随大流的天性，有时候可能会不再依据自己的信息与观念，转而依靠别人提供的信息来做出决定。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自己做出判断，提供信息，就可能会产生“社会流瀑”或“信息流瀑”效应，导致好像公共舆论很活跃，但实际上真正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往往是少数人。【2】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来说，有组织的宣传和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对公共舆论具有较大的塑造和影响能力。

舆情属于公共舆论的范畴。跟较为中性的公共舆论不同，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舆情具有一些鲜明的倾向性特征。舆情中的影响性事件，一般要么是政治性事件，要么是可能发生政治性影响的事件；它们往往跟体制机制、公共政策、官员表现、公共秩序、意识形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舆情是重大公共政策的伴生物，在发生灾祸等突发事件时，更易爆发舆情。

值得重视的，政治谣言往往会随舆情而流行。秦朝末年，天象异常，“荧惑守心”，有流星坠落东郡，谣传说留下的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引发始皇震怒；【3】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前，起义者制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流言；隋炀帝时期，民间流传“桃李子，得天子”；元朝末年，黄河工地上流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明朝建文帝时期，民间据说也传唱着“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的政治寓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舆情的产生肯定不是偶然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不同政治团体的利益诉求。

尽管舆情中有信息的传播、理性的反思、善意的批评或者中肯的建议，也可能有无意义的情绪宣泄，但政治谣言往往是舆情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谋求一己之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恶意中伤者”，【4】都可能是谣言的制造或传播者。

因此，无论是出于对民意的回应，还是社会的长治久安，舆情治理都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严肃对待的任务。【5】我国自古有“以观风俗，知得失”【6】的传统，有着丰富的舆情治理的历史实践与制度智慧。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中国来说，重视舆情，通过舆情治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更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