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内源性文明动力、能汲取众长而不失其魂的“文明型国家”。这一叙事不仅挑战了西方中心论下的“历史终结论”，也动摇了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

10月14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开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分论坛“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发表主旨演讲，不仅回顾了他与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渊源，还从《中国震撼》引发的思想震荡，到与福山的世纪之辩，再到全球范围内“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兴起，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思想轨迹：中国不仅正在重新定义自身，也在重塑世界的认知图景。文明型国家不仅是对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超越，更是对“历史终结论”与“普世价值”叙事的根本性质疑。

本文为演讲原文，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演讲/张维为】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作为元叙事的文明型国家话语”（Civilizational State as a Meta-Narrative）。

参加今天的会议很有感触，因为15年前的2010年11月，我参加了这个大会的前身（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我当时也是在第一分论坛宣读了论文《“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系统梳理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八大特征（four supers and four uniques），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super large population）、超广阔的疆域国土（super vast territory）、超悠久的历史传统（super long history）、超深厚的文化积淀（super rich cultures），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其中每一项都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a blend of ancient and modern），在中国模式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

这些观点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当时争论的主要是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算不算现代国家，而我的结论是中国模式和中国现代国家都是客观事实，而且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经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和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1个月后，我又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出乎我的预料，此书很快就成了畅销书（迄今已经销售200多万册，10来种语言翻译）。这本书当时引起了更大的争论，有文章形容“中国模式派”和“普世价值派”的争论白热化。有人甚至针对“中国震撼”，写了“中国遗憾”的长文。随后不久，2011年6月，“历史终结论”作者福山先生（Fukuyama）在上海与我就中国模式进行了一场影响颇大的辩论。

中国震撼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

我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立论，指出“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逻辑，中国还处在自己“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中国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福山从“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当时正高歌猛进“阿拉伯之春”也可能在中国出现，而我则从文明型国家视角出发，认为这不可能，并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背后的道理是中国人讲的“水土不服”，“水”指文化，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文化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土壤都与西方如此之不同，“阿拉伯之冬”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2011年6月27日，张维为（左）对话弗朗西斯·福山（右）

《中国震撼》出版后，被外国学者引用最多的一段话是：

“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多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

换言之，我认为文明型国家是高于西方“民族国家”的一种国家形态，我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竞争加剧，跨国的区域整合从而实现更大的规模效应将是大势所趋，走向某种“文明整合”、“文明型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

我书中另一段被引用最多的话是：

“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endogenous civilization）。”

这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否定了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叙事，各国人民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和文化历史传承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这才是人间正道。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叙事在解构西方“民族国家”叙事的同时，也在解构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叙事，及其支撑这两种叙事的底层逻辑，即“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元叙事。

近年来，俄罗斯、印度、伊朗、土耳其等非西方大国纷纷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不少西方政治人物、专家学者也开始热议这个概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20年1月刊文惊呼：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21世纪将是“文明型国家”的世纪。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文明，拒绝西方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文明型国家叙事对许多西方人士也很有吸引力。面对欧洲“再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势头带来的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几乎公开推崇文明型国家理想，他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作为这样的例子，并宣布法国的使命是引导欧洲进入文明复兴。对西方保守主义者来说，文明型国家叙事意味着捍卫传统价值观、抵制自由主义代表的文化堕落；对西方左翼来说，它更多地显示了对本土文化和历史的尊重，以及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霸权的拒绝。

文明型国家话语甚至使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西方“普世价值”叙事的困境。“普世价值”叙事者自称这些价值是“普世的”，而非西方的或欧洲的，更非犹太教的。然而，正如欧洲政治学者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çães）所述：自由主义的西方“现在已经死亡，因为它造成了全球的无根化（rootlessness）”。他认为“西方社会为了实现其普世目标而牺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使西方社会深陷分裂，而重新塑造一个西方文明共同身份实属不易。

总之，西方长期主导的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软实力，今天受到了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挑战，背后是全球南方软硬实力的全面崛起，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型国家迅速走向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舞台的中央。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标志着来自中国、来自全球南方的一种新的元叙事之开端，其意义估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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