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大规模传染病对人类生存和文明带来严峻挑战，也让人类付出惨痛代价。今天这场疫情也将改变历史进程。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见证世界历史的大转折。

抗疫也反映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西方国家觉得2%到3%的病死率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今天中国是不能接受的。是不是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从这些所谓的政治家、政客的言行举止中，能判断出来的。谭德塞总干事一直强调的一句话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数字，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生命。

3月16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49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吴凡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各国该如何通力合作。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中国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曙光就在前面，然而新冠病毒在其它国家开始肆虐，总体前景十分堪忧。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瘟疫，一些大瘟疫及其影响，往往会改变人类历史进程。

我们都知道，欧洲14世纪中叶， 曾经爆发过黑死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鼠疫。一般认为，当年蒙古军队打到了今天乌克兰这一带，把瘟疫带到了欧洲，后来又经商人传到意大利，于1347年在意大利西西里群岛爆发，随后蔓延到整个欧洲。不久前，我记得钟南山院士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其实，这种情况历史上常有：欧洲黑死病的发源地不是欧洲、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发源地也不是西班牙。

14世纪意大利大作家薄伽丘写过一本名著《十日谈》，他亲历了黑死病给自己的城市佛罗伦萨带来灭顶之灾，80%的佛罗伦萨居民死于这场瘟疫，薄伽丘是幸存者，他写道：街上行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死亡，死者皮肤上都是黑斑，城市瞬间变成人间地狱。这场瘟疫肆虐十多年，造成至少2500万欧洲人的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瘟疫之后是饥荒，是盗贼四起。

当时在欧洲，很多人都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当作替罪羊，指责他们传播瘟疫，结果导致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种族主义迫害浪潮，无数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被活活烧死。这场瘟疫对后来的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创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会统治，很多人不再相信宗教虚构出来的天堂，为欧洲走出漫长的中世纪做好精神上的准备。同时，也为后来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等埋下伏笔。

这让我想到欧洲国家对美洲的殖民以及天花的肆虐，对印第安人来说，这是灭顶之灾。印第安人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位于今天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位于今天秘鲁的纳斯卡荒原巨画，位于今天危地马拉的玛雅古城蒂卡尔等等，都有着历史久远的神秘莫测之感，也有一种文明惨遭摧残的凄凉和悲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印第安人的主要文明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等等，被欧洲殖民者摧毁殆尽。

来自欧洲的殖民者，起初想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成为奴仆，但没有成功，之后就大开杀戒，而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瘟疫又成为他们征服印第安人的超级帮手。这些瘟疫在欧洲存在上千年，欧洲人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免疫力，但印第安人对这些瘟疫毫无免疫力，很快就被殖民者的枪炮加天花彻底击垮。有许多资料记载了当时殖民者故意向印第安人传播天花的行为：一些殖民者主动把天花病人沾染过的枕头、毯子等作为礼品送给印第安人，造成了瘟疫的迅速蔓延。殖民者却幸灾乐祸，认为这是上帝对异教徒的惩罚。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屠杀和天花，灭绝了2500万印第安人。15世纪，在现在的美国境内，大约有100万印第安人，到19世纪末仅剩下25万人。

迈克尔·曼教授《民主的黑暗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曼教授在其名著《民主的黑暗面》中指出，美国国父杰弗逊一般被视为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但他也曾公开主张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比杰弗逊晚了100年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曾公开说，灭绝印第安人是“终极意义上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迈克尔·曼教授认为当年希特勒德国所推动的种族灭绝实际上只是延续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做法。

前几天我看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个演讲，他强烈谴责这次新冠疫情过程中，美国和西方出现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陆克文是西方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对西方历史上迫害土著民族公开道歉的政治人物。陆克文在中国受过教育，能说流利的中文，这种经历可能使他对这类问题的认知比其他很多西方政要更为深刻。

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大家经常提到一个世纪前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实际上它源于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营。从1918年3月开始，仅半年时间就席卷全球，西班牙有800万人被感染，包括国王在内，这大概是西班牙流感这个名称的来历。世界范围内这场流感感染的人数超过5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0%，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在5000万左右，这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四倍。这场大流感某种意义上提前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交战各国都没有兵力开往前线作战，所以西班牙流感也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许多瘟疫，民间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纵观人类历史，大规模的传染病对人类的生存和文明进程带来过严峻的挑战，也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有史可查的瘟疫大概是350多场。比如中国人熟知的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赤壁大战，背后实际上有一场大瘟疫。曹操军队在赤壁吃了败仗，但史学家考证下来迫使曹军败走的关键原因是瘟疫。至于华容道捉放曹这样的故事，属于文学家的创作。中医药也一直伴随着与疫情的搏斗而发展，东汉名医张仲景就是在这期间写下《伤寒杂病论》，他直接参与治疗患者，写下这本传世医学名著，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明朝末年，中国北方多次爆发天花、鼠疫，1633年鼠疫爆发，从山西蔓延到北京。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达到高峰。过去我们谈李自成政权在如此短时间内因堕落而覆灭，这些年，鼠疫这个凶悍的杀手被学者揭示出来。回望东汉末年的瘟疫和明末清初的瘟疫，它们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这里还要提一下1910年和1911年间在中国东北暴发的鼠疫，当时清廷风雨飘摇，但还是启用了一位马来西亚归侨，名叫伍连德，担任防治总医官，主持东北疫情防控。伍连德力排众议，通过解剖尸体找到病因，果断推动大规模隔离，在山海关设卡，限制和阻断通往京津的铁路交通，这场疫情造成四万到六万人死亡，但还是避免了更大的灾难，伍连德也被公认为中国传染病防疫的先驱。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战胜瘟疫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从张仲景到伍连德，到今天的钟南山等一大批功臣。

人类历史上传染病肆虐，也反映在许多美术作品中。如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死神之凯旋》，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瘟疫医院》，挪威画家蒙克的《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这些画作具有一种悲剧的震撼力，直面个体的挣扎、绝望和死亡。中国美术史上反映瘟疫题材的作品不多，这可能和中国人的文化偏好有关。现在能看到的、可能与瘟疫有一定联系的作品，如抗战时期画家蒋兆和创作的《流民图》，直面逃难者的悲怆，但人物形象还是与西方不一样，是扶老携幼的，与众人紧紧相随的逃散。中国人总体上拒绝颓废，失望中总孕育着某种希望，这大概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卫生条件、健康状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战胜血吸虫、肺结核、天花、霍乱、鼠疫、麻风、甲肝、非典等传染疾病，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不足35岁提高到去年的77岁。中国发达板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普遍超过美国的78岁，上海人均预期寿命83岁，比纽约79岁高4岁。中国的（每）千人病床数也早已超过美国。

大家一定知道，50年代时，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战胜血吸虫病写下了豪迈的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毛主席读到新闻报道，江西余江地区仅用两年时间就消灭了血吸虫病，夜不能寐，一气呵成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血吸虫（病）祸害中国人民上千年，是一种慢性寄生虫病，染上这个病，许多村庄变成了“无人村”，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万户萧疏鬼唱歌”。毛主席接着叙述战胜瘟疫后的巨大喜悦，“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也就是人民动员起来了，人人皆可成舜尧啊。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当时中国6亿人，今天是14亿人，每个人都为这次战“疫”做出贡献，这场战胜疾病的人民战争，我想必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

毛主席还专门为《送瘟神》这首诗写了一段后记，总结了送瘟神的经验，他是这样写的，“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这不就是这次中国战“疫”模式的精髓吗？党中央在关键时刻做出战略决策，发挥坚强领导力量，科技人员和医疗队伍广泛参与，广大民众最大限度地动员与配合，使我们迅速扭转了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