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无赖”逻辑，在今天的台湾四处可见。比方赖当局的“国史馆”，举办了“从中日战争到终战接收”学术研讨会，“台独”立场极为鲜明的馆长陈仪深，还大言不惭地说，“‘降伏’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说话、‘光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话，这是生命经验不同使然，应该互相尊重。何况‘终战’字面意义就是战争结束，具有中性的意涵。”

台湾有这样的历史“姿势分子”，真是无比的悲哀。还记得先师许介鳞生前说过，像他这样经历过日本战败、台湾光复的一代人，很多是靠着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来学习国语的，因为歌词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日殖时期多少台湾百姓的真实心声。

1931年出生在高雄冈山的台大物理系第一位女性系主任林清凉，在其回忆录《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提到，少女时期她目睹盟军轰炸台湾的惨况，第一时间从内心深处发出最为直接的念头是：“如何为这些受难者报仇？中国非强不可！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从台湾，甚至于从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赶走？日本，最好打垮日本！”

台湾知名的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多次忆及，在1945年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其父亲的眼泪落了下来，可是“我阿公（祖父）就拍了我爸一下：‘啊，咱赢了啊，你是哭啥！’”

还有非常多的例子，都能证明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与真实心理。已故台湾史专家曾健民极为准确地总结了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在于“去殖民”“祖国化”与“民主化”。正因为如此，手握台湾执政大权的“皇协军”们，自然必须在历史认知与情感结构上“再殖民”“去中国化”与“独裁化”（“法西斯化”），包括在影视作品上，通过官方大笔大笔的资源补助，反历史且去历史，润物无声地把主题围绕在“台日友好”。

日本殖民时期，位于桃园复兴乡的“蕃童教育所”

台湾政治“皇协军”心房刺痛：狗是不可以咬主人的！

2008年上映的《海角七号》，感动无数观众，许多大陆朋友也大加赞赏。但这部电影正是以背叛历史的方式，将台湾拉回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虚构了在历史上根本不曾成立过的“日台一体”。2014年讲述日殖时期台湾棒球运动的电影《KANO》，幻想出日本人与台湾人团结合作追求的“美好年代”，却绝口不提日人是如何用“清国奴”来蔑称台湾人的，而国民党的地方首长同样接受了这套论述，以此作为地方观光宣传。

再到后来，“湾生”的故事盛即一时，叙事手法都是千篇一律地去“共感”“同情”他们在日本战败返国后的悲情意识，以此强调日本与台湾的情感连结，无非是要放大“台独”政客希望扩散蔓延的“受害者情结”。在“湾生”被渲染到最高潮时，竟被爆出相关纪录片作者身世造假的丑闻。

台湾公视与日本NHK合拍电视剧《路~台湾Express~》，更是主打台湾与日本跨越世代的情感羁绊。这类主题的极致，当属2024年公视推出的“战争电视剧”《听海涌》，不惜以扭曲历史、丑化抗日英烈、制造“台湾人”与“中国人”深仇大恨的剧本，人为刻意地突出“台籍日本兵”“台籍战俘监视员”的“受害悲情”，遭到原型人物后代出面痛批该剧栽赃其父亲。

事实上，关于台籍日本兵的主题，在台湾不乏杰出作品。例如陈映真的《忠孝公园》，呈现出部分台湾人基于战争经验的“日本情结”，并深刻地映照出怪诞心理背后的历史复杂性。问题在于，台湾的当政者为了遂行其政治目的与意识形态，用资源收买的方式，全面简单化、平面化台湾历史，只突显有利于两岸敌对化的片段，实则彻底放弃人民视角，以“主体性”之名，自我附庸于殖民统治者之下。

陈映真《忠孝公园》

与此同时，以“白色恐怖”为主题的作品亦如出一辄，为了符合“抗中保台”的“台独”论述，竟把新中国烈士的历史，嫁接到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史观之中。一旦背弃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无疑是把历史正义踩在脚底下，像一只“历史寄生虫”一般，靠着吸血来壮大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嘲笑大陆的“抗日神剧”？更没有资格把还原事实的作品去脉络化为“反日”，因为被民进党垄断的台湾影视话语，内在全然充斥着苍白乏力的“反中”思想动员。

换言之，当年日军在一张张记录其残忍暴行的照片盖下鲜血般的“不许可”印章，只留下自欺欺人的“亲善照”，不就是台湾政治“皇协军”们正在干的勾当——为了满足“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类“亲日抗中”的政治修辞陷阱，对属于台湾人们真正的历史，同样盖上了“不许可”印章。

两岸分裂、分断的悲剧，注定了《南京照相馆》不能或难以在台湾上映的命运，因为剧情无意之中刺痛了台独“皇协军”们的心房——伪善的伊藤秀夫一边拿着饭团喂狗，一边说着“我可是作为朋友来帮你”；但，狗是不可以咬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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