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永定】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中最值得注意的亮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由2025年的年同比-2.2%飙升到8.9%。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劲增长很可能预示着，它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初始助推器，2026年经济实现5%增长的前景可期。

复盘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的经验教训和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演进轨迹，梳理2012年后基础设施投资、财政赤字、物价走势，回顾学界 “刺激消费” 与 “重启基建” 的政策分歧，可以清楚看到：在“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重新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引擎，带动其他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当前国内、外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下的正确政策选择。

一、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

欧美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不针对某个特定总量（消费、投资或进出口）。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是家庭和企业在特定利率、流动性及财政收支规模构成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以效用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自主决策的结果。

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独特的制度优势使政府具有直接决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与增速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政府稳增长和稳物价的重要政策工具。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每当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就会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以刺激有效需求；每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降低基建投资增速以抑制物价上涨。在过去数十年中，这种独特的宏观调控方式成效显著，屡试不爽。

二、“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成就与问题

2009年为了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彼时的政策实施步骤是传统的“以投资带动消费、以消费拉动增长”。居民消费并不是逆周期调控的直接目标。2009年的“四万亿”使当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飙升至44%，让中国经济实现V型反弹。

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分别实现了9.4%和10.3%的正增长。2007—2011年间，按现价汇率计算，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6.2%提升至10.3%；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该比重从11.5%升至14.5%。总体而言，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表现远好于欧美经济体。

尽管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政策也产生了诸多副作用或者伴随“四万亿”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少严重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对“四万亿”持批评态度。初期批评主要是投资效率与“挤出效应”问题，而后关注点转向影子银行体系，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则成为各级政府和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四万亿”之前，学界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上持一边倒支持的态度，而现在学界的主流更倾向于“变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即便坚持投资也要把资金投向教育、医疗、社保等“软基建”，“投资于人”。

图源：中国经济周刊

三、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轨迹

由于经济已实现V型反弹。2010年12月，政府决定将货币政策由 “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从反危机状态向常态水平回归”。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2012年到2016年政府工作的总基调是“稳重求进，提质增效”。2017至2019年政府提出的核心任务是内容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提法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

2012—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率年均为2.4%。2012–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速约18%，2018年陡降到3.8%。2018–2024年年均增速降约4%（2020年和2021年因疫情，增速小于1%）；2025年降低到-2.2%的历史最低点。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逐年，甚至逐季下降，由2010年的10.3%下降到2025年的5%。与此同时，中国的PPI自2012年3月连续54个月负增长；自2019年10月又连续23个月负增长；自2024年11月至今依然是负增长。虽然CPI基本上是正增长，但增长率大部分时间低于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正常的CPI增长率应该大致维持在3%-4%之间。

2022年底、2023年初，政府宣布“总需求不足是当期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2024年9至10月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密集开会，官宣新一轮扩张性财政+宽松货币政策（增发国债、降准降息、加大基建/保障房投资、支持民营经济等）。至此，政府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或总需求）不足；中国需要执行具有足够扩张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