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AI会成为就业挑战的观点是不对的。的确有挑战，但是这个挑战跟以前互联网时代、电脑时代，或其他工业革命过程相比，没有太大区别，关键要看如何应对它。而中国政府在新技术革命的应对能力，目前看来，比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应对能力要强得多。

香港的问题是西方发展模式的问题

观察者网：我们再回到香港问题，您2018年的一篇文章《什么是“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中，对香港批得很狠，说香港是世界上最腐败和最扭曲的资本主义。我们回顾香港回归近30年来的历程，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美国金融危机、疫情等等，经济波动很大。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转型是大家对香港最主要的期待，那么您觉得香港转型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另外您提到2024年中国金融改革之于当下的意义，如同古田会议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那么以金融见长的香港，如何在全国一盘棋中实现成功转型？因为金融业在香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将来仍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香港在金融业繁荣的同时，如何在促进公平方面做出一些新的改变？用内地的话，就是给香港的普通老百姓、年轻人更多获得感；用您的话叫做，如何构建一个维护公平正义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于品海：香港的问题，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是整个西方发展模式，或者是以资本为主轴的发展模式，甚至于所谓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问题。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面临各种挑战。而香港的问题是整个西方经济金融化过程最集中的体现。

比如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曾占GDP超过40%，但今天它大概只有10%。香港曾经也有20-30%，今天只有1%多一点。再去比较一下新加坡，新加坡的金融业也发展得很好，但是它的制造业一直在25%左右。

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在发展金融的同时，维持强大的制造业？今天大家估计明白了，上世纪八九十代的时候，所谓的货币供应学派比较流行，大家那个时候认为，发展金融就能增加财富，没有制造业也可以。但是新加坡没这样做，德国没这样做。香港的情况就跟美国很相似，经济全面金融化，大肆发展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

香港背靠着祖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人口只有700多万，制造业降到1%也并非不可以理解，但是它的问题也出在这。我认为香港不一定要走新加坡这条路，但是我认为它也不能像美国那样，经济的金融化发展到那种程度。

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次贷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房地产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冲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被彻底金融化，产生了包括CDS等等这样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衍生品一出问题，整个金融体系就瞬间崩溃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过去五六年里不断的进行整顿，最后出现非常大的产业重构，但它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如之前美国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冲击。

有几个美国的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中国房地产调控，状况是不是很惨？我回答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像花旗银行的股票价格跌了90%，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在三道红线出台之后的调整期，建设银行只跌了15%，你说哪个惨？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知道，当年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那么多投行，雷曼、美林都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而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香港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当经济去工业化之后，只剩下了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这个产业结构对整个经济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无论是今天的小商铺们熬不住，还是香港人跑到深圳去消费，关键的底层原因就是，房地产的彻底金融化对社会造成的负担太重了。所以经济无法转身，无法适应新变化。用内地的说法，香港就是要去杠杆，它需要很长时间完成去杠杆。

香港房地产的彻底金融化，造成对社会的沉重负担。图为香港街头密密麻麻的建筑

为什么说香港的情况特别严重？因为它属于放任资本主义里面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它太容易受外来的影响。

那么，如何改变？首先要承认，香港的困难可能是放任的经济金融化造成的，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去金融化，而是把金融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它应该服务国家的大局。因为金融行业是和经济规模相匹配的。没有美国的经济规模，就没有纽约的金融行业；没有欧洲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伦敦金融城。那么，香港的金融业，也要背靠中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你说，香港的金融业是靠香港的，那是一种自我欺骗。中国现在这么强大，人民币国际化正发展得如火如荼，香港为什么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当年英国经济繁荣的时候，英磅崛起了；美国经济起来之后，不是英镑让伦敦继续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是美元的交易使伦敦的金融城仍然能够维持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的今天，既要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又要吸引绝大部分的外资利用香港金融中心的优势，在亚洲，包括在中国内地发展。更重要的是， 香港要服务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人民币走出去。这个是香港的机遇，也是使命。

但是，这还不能解决香港所有的问题，香港必须要在金融业之外，重新定位房地产行业的角色，孵化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创新产业，不一定是搞黑灯工厂，发展高端制造业，不是，它还要找准自己的方位和角色。中国内地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特别是内地企业现在要走出去，全球化要进一步转型升级，香港就要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要翻越“两座大山”

观察者网：很期待。您刚刚也提到了，香港的转型不是说学新加坡，将制造业比例提高到20%。我们国家最近几年格外重视科技创新。我们知道香港有五所大学位列全世界百强，从各个学校的资料来看，这些高校的师资力量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有非常好的优势，而且，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已经在建设运营之中。目前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学者的回归潮，以及很多内地学生去香港读大学。香港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留住人才，在科技创新方面发展出一些特殊优势？您认为，积极参与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香港还有哪些困难和挑战？

于品海：香港的工作应该有两个方向，按照国内的说法，我总结起来是两个“去杠杆”。

第一个去杠杆，不是政府借贷上的、债务上的去杠杆，而是香港整个经济受到某些要素，主要是土地要素的包袱拖累，所以发展新产业非常困难。今天香港最重要的改革任务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香港有没有条件改革呢？绝对有，因为它有足够的土地去开发，但是香港政府的改革力度和步子还是比较缓慢。

第二个去杠杆，是治理认识的去杠杆，也就是公务员对历史上、港英时期所遗留下来旧的治理模式的理解，要彻底消灭。

我认为，香港社会、香港经济发展有两座大山，必须得要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就是土地传统结构必须改变；第二就是政府对治理、对责任的认知，必须彻底改变。这两点中央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香港五所高校位列全球100强，教育资源优势明显

我认为只要把两点做好，香港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实现转型。比如，香港在金融发展的同时，培养新产业，包括把教育、医疗、创科都要产业化。

香港与内地不同，内地的教育、医疗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公益性质。但香港完全可以发展成国际教育中心，让全世界的学生愿意来香港学习，把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教育基地。

此外，现在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治病，因为中国医疗水平高，成本还低。香港原来的医疗也是不错的，但是它严重受到资本的裹挟。医疗作为高端服务，可以创造更大的产业价值。我觉得香港要去想这个问题：怎么样增加医疗人才，让香港成为整个亚洲，特别是内地、或者大湾区的高端医疗服务中心。

在创科领域，香港也有很大空间，比如说，香港是全球知名的贸易港，但香港的贸易领域有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我认为远远没有。那么，香港能不能够在贸易数字化上做更多的事？再比如交通，香港是很重要的交通枢纽，那么这个交通枢纽如何更好服务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香港的经济转型，产生更多的就业、实现工资的提升？

其实逻辑很简单。中国内地人均生产总值只有不到14000美元，但从人民的生活品质，以及储蓄收入看，为什么能够这么有竞争力？幸福指数为什么还很高？主要原因在于，内地的生活成本相对于香港、美国是绝对有竞争力的。

香港的问题在于，生活和营商成本太高，所以工资相对于生活成本太没有竞争力。年轻人的选择太少了，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前几年香港政治问题的发生，其实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的社会焦虑和生活焦虑。

所以，香港要考虑清楚，怎么做减法，怎么做加法。在生活负担、营商成本上要做减法。做减法的目的不是要消灭银行、去金融化、消灭房地产公司，而是去重构商业模式、经济生态，让经济结构符合各个领域人群的利益，而不是放任某些领域，让其无序扩大。

香港的问题其实不复杂，中央已经提出很多好方法。香港政府也绝对有能力和政策能够做到。如果说执行上的困难，也是有的，主要是认知上的挑战，香港政府要有魄力、远见或者政治上的定力去改变现状。现在国家的能力特别强，只要香港能顺势而为，根据中央指导，把已经讨论过的事情以快速、坚定的步伐去执行下去，将那些好办法好政策，落实下去，香港就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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