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本市场风云人物、债台高筑的南海控股董事会主席、《香港01》创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还有电影《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岁月神偷》及《孔子》的投资人、发文称香港需要“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中国金融业进入了“古田阶段”的思想者……

这些身份和标签，都指向同一个香港人——于品海。

因为经过了三十多年香港媒体的沉浮，并下海在内地进行三四十年的商业开拓，他承载了太多故事，亲历了太多中国思想风潮的转变，让外界心生好奇。

4月底，《观察者网》和《香港01》在乌镇举办经济沙龙期间，观察者网与于品海展开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对话。

我们谈了他见证下的香港媒体风云、也未回避他经历的商业沉浮。更重要的是，于品海详细讲述了他对“社会主义资本”的认识，以及在AI时代对劳动的思考，同时，对于香港的挑战，他也进行了犀利的分析和评价，这些对当下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以下是观察者网整理的对话实录。

于品海与观察者网探讨关于香港十数年的思潮变迁，以及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 观察者网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媒体风云与商界沉浮

观察者网：您的经历特别有意思，一方面经商四十多年，涉足酒店、地产和影院经营，另一方面又是传媒界的前辈，经营《明报》、传讯电视（CTN，台湾中天电视的前身）、《香港01》很多年，还投资电影和音乐产业，对通过电影、新闻等载体对外讲中国故事也非常执着。但您也有商业上的起起伏伏；作为香港人，还在北大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近几年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您身上的标签很多，媒体人、商人、学者，您怎样定义自己？

于品海：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去定义自己是某个身份，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从传媒来讲，我在上大学时就很积极参与，传媒跟生意相关，跟知识相关，跟思想、经济社会政治形势都相关，所以它们很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你说它是生意，它也是传媒；你说它是传媒，它可能是一种思想或知识的载体、见证了思想潮流的发展过程，但也必然是生意。对我来讲这好像就是一回事。

怎么定义？就看在哪个阶段。今天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整个社会、思想、人文思潮的转型是很激烈的，香港也好，内地也好，都是主动和被动参与的重要角色。我们这一代人，能经历这么大的转型阶段很幸运，既然如此，就积极参与，有成功就有失败。

观察者网：说到您的传媒经历，您在33岁的时候就从金庸手上收购了《明报》。当时您的办报理念“《明报》是香港中国人的报纸”，现在读来仍然触动人心，但在当时遭到香港右派围攻。后来您把《明报》卖了，传讯电视也卖了，具体情况是怎样的？2016年您又东山再起做《香港01》。您对媒体的执着，从年少时想读电视新闻专业开始，是怎样贯穿始终的？

于品海：我是1992年参与《明报》的。《明报》在香港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都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激荡时期。那时候是自由主义高歌猛进，香港更是旗手。港内存在各种争论：怎么回归？基本法、香港制度变还是不变？这些都是主流话题。

当时提出“明报是香港中国人的一份媒体”，心情很复杂。因为当时有些人认为，一国两制下，香港应少讲中国人、多讲香港人。大转型到来前，人心彷徨，特别是那些对内地制度有偏见的人，所以当时有这些争论无可厚非。

明报在香港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后来离开《明报》、离开传讯电视，有我自己经营上的不足，也有时代的变化。

2016年我们开设《香港01》，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还做了《多维新闻》等媒体，想试探海外对中国政治思潮、政治及经济模式、社会制度的反应。《香港01》是试验之后觉得可以认真做下去的一份事业。但这次跟当年《明报》《多维》的经营肯定不一样，因为环境、时空已发生本质变化。

比如《香港01》创办时的口号“是时候改变了”，当时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些自由派认为香港要全面“西方民主化”。我们不是这么想，因为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社会撕裂，大家都输”。撕裂指什么？指2012年之后、2014年占中、2016年旺角骚乱的结果。很不幸，到了2019年情况更严重，到了决战阶段，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当时认为这样折腾下去对谁都不好，说“大家都输”就是这个原因。

幸运的是，动荡周期不是那么长，我觉得最终还变成为好事。我们这次看得稍微准一点，所以从商业上、媒体和舆论传播上，都算恰到好处。

观察者网：《香港01》从2016年到现在整整运营了十年了，思想上顺时代潮流而走。那么经营上，其他生意是不是为01也提供了资本补充、造血，让它得以维持下去？

于品海：也不算是。其实我非常反对媒体需要国家或特别慈善性资助的观点。虽然我不算成功，但《香港01》今天还不错，不需要输血。当年《明报》是很赚钱的，如果没记错，《明报》在我手中几年是最赚钱的几年，利润很不错。所以我不认为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是不赚钱的，这一点我对国内同行的理念有所挑战。

媒体需不需要经营？我觉得就像所有生意一样，它需要经营。如果媒体不想成为宣传机器，而是真正的资讯供应机构，那它就要被社会和市场接受，在今天的经济情况下就应该有自己的盈利能力，特别在国内，我认为说媒体不赚钱是没道理的。

反过来，在香港，媒体更要受到市场检验。我，至少《香港01》绝对以这个为宗旨，还算幸运，做得不错，可以继续发展，这一点很明确。至于其他生意是不是要帮助媒体，初创的时候当然可以提供帮助，但我不觉得一个生意应该承担另一个生意的损失，出现纯粹依赖另一方的情况。

观察者网：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有点犹豫，但特别想请您回应一下。网上搜索您的资料，就会跳出很多2024年南海控股破产的新闻，目前现状如何？

于品海：不是南海控股，是我本人。主要是我跟债权人的观点不一致，有一些债权人认为我们资不抵债了，而我不同意，但法院有它自己的认定。

由于当时疫情的原因、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加上我们其中一个产业电影院（大地影院），在2016到2019年扩张比较快，疫情之后，整个影院产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现金流严重不足。我又跟债权人谈不拢，需要进行破产认定，这是香港司法的常规操作，也无可厚非。

扩张期的大地影院，2019年一度达到502多家

我按照法定流程走了破产程序，已经完成了，就看什么时候翻过这一章。同时，大地的全部500家影院都闭店了。

做生意就是这样，有成功就有失败，不可能一帆风顺。我相信没有哪个办企业的人在他的生命周期里是一帆风顺的，这也是它的乐趣和挑战所在。

去北大读马哲 是香港办报多年自然而然的想法

观察者网：很好奇您去北大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的决定。难道是因为您去北大读马克思，有点“不务正业”，所以企业经营疏忽了？

于品海：哈哈，不能说不务正业。我在大学本科时就读了政治经济学，后来觉得有时间有机会，就再花点时间去读书。

马克思哲学是很有意思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对中国特别有指导意义，又跟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多吻合的地方。共产党提出“两个结合”，把中国现实情况、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体系融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很对的方向。

以前只讲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来跟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讲完整了。如果只讲中国社会实践，没有历史维度、没有悠久文明的融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如此有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两个结合”，才使得理论更完整、更符合逻辑，很多问题才得以迎刃而解。我当时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们目前提倡的“两个结合”一样，也都是很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于品海投资的电影《孔子》剧照

观察者网：那时候是2008年，《香港01》还没成立。在那段时间，您怎么会想去读马克思主义？现在马克思主义挺流行的，但2008年还是自由主义在坊间较为强势的时候，回头看我们才知道那是个转折点。

于品海：我在大学本科时（1976年）就一直对自由主义和西方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它解释不了太多问题，理论自身不能自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今天我们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人造的理论体系，它不是今天国内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演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