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至19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华，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气候问题”也成了两个关系的“试金石”。

克里本次访华，对改善中美关系有哪些积极意义？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下，两国如何在气候问题上坚持对话与合作？美国能否突破国内老牌能源资本集团的阻碍，有力推行低碳环保的新能源政策？就以上问题，观察者网对话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

【文/于宏源，对话/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想请您谈一谈，如何评价克里先生访华的积极意义？

于宏源：我觉得分几个方面。首先是承接大的国际背景，中美关系正朝改善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分别访华，接下来是白宫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其次，目前除了地缘政治，气候灾害也是全球关注的话题，比如今年可能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超过1.5度，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需求越来越大，中美合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第三个方面，今年9月份将在非洲举行气候峰会，以及联合国的气候峰会，10月份还有在迪拜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为此，中美两个大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共识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自从去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美的高层次气候对话已经冻结了很久。如今两个大国能先交流起来，本身就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能取得哪些实质性成果，但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应该说基调还是比较正面，欢迎中美开展接触。

此外，美国国内目前面临激烈的党争，克里访华前在国会面对不小的质疑。如果这一次双方谈的比较好，对于化解美国因国内党争而抹黑中国的行径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观察者网：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下，双方通过在气候问题上坚持对话与合作，能否给中美关系其他领域的改善提供契机？

于宏源：我认为，气候变化议题相比经贸“脱钩”、大国竞争等双边议题不一样。它首先是全球性的议题，而且中美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平台上，即《巴黎气候协定》达成的许多共识与具体安排。但是在其他领域，中美还没有建立共同平台。比如经贸问题上，美国还没有重返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制，等等。

其次，与一些传统双边议题不同，气候变化、环保的议题本身具有道德属性，很难与其它涉及经济竞争、利益冲突的议题相挂钩。在气候领域，各国都选择向前发展，只是做多做少的区别，如何实现公约要求的问题。

2021年，在双边关系困难的条件下，中美还是达成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格拉斯科宣言》，在气候问题上启动或者准备合作。然而，这并未对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产生比较好的外溢效果。在2021年，双边关系的其它领域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倒退。这也是中美关系极端复杂的现象。

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存在这样一个中美大国交往与合作的平台，正如克里过去曾形容，就像沙漠里面的一片绿洲，双方可以合作将其发展壮大。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举行会谈 图自：中国外交部

气候变化议题确实涉及到中美竞争的某些具体领域，比如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像光伏发电、电动汽车还有绿色金融等等。在这些领域保持合作的态度，哪怕是在同一个框架内竞争，也远远好过在没有框架的条件下竞争与冲突。

最后，接近80岁高龄的克里，也算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政客，至少对拜登政府与部分主流政界人士依然存在一定影响力。我们可以观察到，从去年到现在中美关系波动的时期，克里对佩洛西窜台、气球事件等几次谈话，相对其他美国人士的对华表态还是比较友善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意识到，中国通过气候变化议题培养更多克里这样相对中肯的美国政客，对中美关系肯定能起到积极作用。

观察者网：如何评价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言行差异？克里访华前在国会表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达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赔偿机制，美国“不可能给钱”。美国拒绝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否会影响在气候议题上的全球影响力，是否也会影响这次与中国的对话？

于宏源：谈判领域双层博弈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很多时候国际间的谈判就是一开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种谈判需要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相互协调。中间会出现比较奇怪的现象，也就是国内反对声音越大，在国际谈判中越是容易争取到主动。美国作为在国际场合、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中拥有丰富谈判经验的国家，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巧。从当初的《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每次都是美国国内出现巨大的反对浪潮，最后奥巴马还是决定做出让步。

关于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我个人觉得目前仍在谈判的过程中，去年的大会决议只是建立了框架与原则，但仍然需要长时间的后续谈判。谈判过程中各方都会漫天要价，在争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慢慢妥协。在国际谈判中，不会有国家一上来就把底线告诉大家，说我就是做不到，哪怕商业谈判也是如此。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补偿机制，最开始也是美国和欧洲在推动。去年的气候大会在最后一刻才达成协议，如果美欧始终反对，这个决议也不会轻松出来。何况，气候补偿机制不仅仅涉及融资，也包括未来设立规则的谈判。在谈判的进程中，很难从美国政治人物国内的表态来判断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

第二点，南北国家在气候谈判的问题上处于既斗争又合作的局面，不会仅靠某一个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就能主导谈判。唯一例外的情况是，某个国家在低碳发展上做的很好，其他国家就会主动去追随。或者某国确实有能力在新发展领域建立规则，且具备足够的资金。欧盟与美国都缺乏资金，但他们在制定规则、国内的低碳发展方面确实领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低碳结构、国内经济与能源结构方面还是存在落后的地方，需要改革。所以各国只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7月13日，克里在国会遭受共和党议员“围攻”，表示美国不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偿资金

但是在制定规则方面，美国所谓主导气候治理议题的情况，只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后来的小布什时代就不存在了。奥巴马希望能够主导这个议题，但在国内遭到反对。美国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民众是不相信全球变暖的。在共和党大部分人反对的前提下，美国政府也很难推进气候变化议题。由于美国内政的波动性，它很难制定能长期坚持的目标。不管是在小布什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可以说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扮演开倒车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