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件明确说，服务业要重点放宽银行内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的限制——这个话在去年1月份我们就说了。

去年7月份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说，要积极地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并且分析认为，现在我国开放的重点与过去有所不同了，即过去开放的重点是制造业，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现在外国要参与我们的金融服务业，也会通过竞争机制来促进优化和繁荣。

总书记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党中央对金融开放已经明确了顶层设计，要合理安排开放的顺序，对那些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加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可以加快推进；对那些情况复杂，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举措要慎重行事。他说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下一步可以考虑调整对外资在银行、证券、保险业的一些规定和做法，在设立的形式、股东的资质、持股的比例、业务的范围、牌照的数量等方面给予更大的空间，让金融业开放早日见到实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7月份说的。

因为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设计，后来才有了去年年底的朱光耀部长的宣布，也才有了今年人民银行领导同志的正式的宣布。所以我们要意识到，金融业的对外扩大开放，绝对不是哪个部门、哪几个人所决定的，而是中央的大政方针，是总书记的战略决策，这也不完全是为了应对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的应急之策、权宜之计。

它既是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继续要深化改革，继续要扩大开放的一种态度的宣示，是坚持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多边合作的一个态度的宣示，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和提升我国金融业的竞争能力、金融业的服务水平，是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我国金融企业制度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其中实际上就包括要建立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

四大国有银行

第二个问题，扩大金融开放究竟会不会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威胁或者造成影响？

我认为，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工作做得如何，即自身的水平到底怎么样。进一步扩大开放并不等于不设防，也不等于进来以后无监管或者无法监管。

去年7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有一段话，专门讲了扩大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我们怎么应对。总书记说，在推进金融业开放的同时，要维护好国家的金融安全，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在实践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等机制，构筑第二道防线，强化基于国际监管标准的持续审慎监管，在控制和化解风险上掌握主动权。

他紧接着就说，同时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第二个是要构筑第二道防线，用我们内部的说法，就是要建立一个非股权比例限制的门槛——我们现在降低的是股权比例限制的门槛；第三个是进来以后要实施持续的审慎监管。

如果我们以为一扩大开放，一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然后外资金融机构就可能一哄而入，就会一下子控制住我国金融业、银行业的命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前一轮开放的实践经验提示我们，扩大金融开放只要把握得当，不见得会导致多大的风险。

工农中建交几大银行，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金融业的命门。

2004年前后，这几大银行纷纷地进行了财务重组，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除了农行以外，在股改的同时都引入了外资——境外的战略投资者。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拿工商银行举例来说，工商银行现在是海内外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公众公司，既在上海上市，也在香港上市。

我们2006年上市的时候，股权结构大体是这样的：财政部分和汇金分别持有工商银行股权的35.3%，也就是加在一起70.6%，还不考虑社保，还不考虑其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就是说，真正的国有大股东，财政和汇金是70.6%。当时我们引进了境外的战略投资，包括美国的高盛、德国的安联，美国的摩根大通，他们合计占了工商银行股权比例的7.24%——我们国有股权70.6%，他们是7.24%，另外还有其他的小股东、公众股。

当时财政和汇金入股的价格是1块钱一股进来的，而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是1.22元进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是1倍，一个是1.22倍卖的。

到现在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财政汇金的股权70.6%，变成了现在的69.31%，下降了0.75个百分点。但这不是由于外资扩大了他们的股比，而是由于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可转债，进一步增资的时候，有一轮财政和汇金没有跟进，所以有点摊薄，但也是只摊薄了0.7个百分点。

上海浦东新区的金融街上，外资银行机构广告牌（东方IC）

外资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在我们限售期限解禁之后，战略投资已经全部退出了。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退出是不是意味着境外投资者获取了暴利，从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走了？我认为，他们占的股比是小股比，如果说他们赚钱了，实际上我们的股东也是赚钱的，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至于在什么时候退出、你退没退出、我们能不能退出、该不该退出，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工商银行的情况。

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实际上大体上都是一样，都是从当时70%、68%、69%，现在变成69%、68%，就是说下降了1个百分点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

同时农行财政部的股权、汇金的股权到目前为止是增加的。基于以上这么多数字，可以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看来上一轮的金融开放，几大银行对外资战略投资者打开了大门也好、小门也好，十几年下来，起码没有造成它们能够控制住我们这几大银行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结论是可以存在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治理机制。比如说我们的董事会，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4个人，外资才一个人，对此我们董事会通过的议案，我们党委事先都有研究。但是仅从股权比例上来说，这十多年来似乎也证明了一条，外资想通过入股掌握我们的银行控制权，恐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股权比例下降一个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对我们有什么提示？

在开放过程中，我们的原股东和汇金，或者我们其它国有企业的原股东愿不愿意出让股权？愿意出让多少股权？这一点很重要。

在正常的企业经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即需要增资扩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地、足额地跟进，这也是一个问题。

只要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的股权比例可以控制在只能下降到什么程度，或者不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