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外交史论坛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历史”于近日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邢广程在其演讲中分析了“中美苏大三角”这一历史概念的内涵，认为中国主动撑出“中美苏大三角”，其历史意义被低估了。观察者网编辑、刊载其演讲，供各位读者参考。本文已经作者本人校订。

【文/邢广程，整编/观察者网 李泠】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经常有人提及“中美俄大三角”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延续了历史上“中美苏大三角”的框架，我认为对此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主动构建了“中美苏大三角”中的第三“角”

首先，“中美苏大三角”本质上是一个战略大三角。这一三角关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冷战后期，在中苏论战之后。因此，它是冷战时期世界格局演变的产物，体现了中国、美国和苏联三国在冷战背景下的三角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三角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三角结构。

值得强调的是，“中美苏大三角”的构建主体是我们中国。

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二战期间，世界分为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经过激烈较量，反法西斯同盟最终获胜。然而战后，该同盟内部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自二战末期起就展开明争暗斗，最终奠定了冷战格局的基础。

1945年4月25日，美军第69步兵师与苏联第5集团军在位于柏林南部的托尔高会师。双方在易北河断桥上的历史性握手照片，实为会师次日补拍，但仍成为和平的标志性象征。

此外，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拥有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制约机制：尽管双方对抗激烈，但都意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因此必须避免直接热战。这就是“冷战”的由来。双方在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博弈等领域持续斗争，甚至出现诸如古巴导弹危机这类的危情时刻，但苏美始终将冲突控制在冷战范围内，竭力避免热战。这种“恐怖平衡”是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这个两极格局中，中国最初属于苏联为首的阵营。毛主席曾形象地指出，苏联是“红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绿叶”，阵营应以苏联为首。但后来社会主义内部出现裂变，苏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中国实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平等关系，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步恶化，最终导致同盟破裂。中国由此脱离苏联阵营。

在这一过程中，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和事件，如“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等。这些事件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状态。

中国公布的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冲突示意图

基于以上历史背景，我提出一个观点：“中美苏大三角”中的第三角，是中国通过自身努力主动构建的。

原本世界是美苏两极格局，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脱离后，中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强自立，要么倒向美国阵营。但中国通过智慧和战略运作，成功在两大阵营之间开辟出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角”，从而形成了全球真正意义上的大三角格局，其构建主要依靠中国的主动外交，而非苏联或美国的施舍，明确地说，“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中国这个“角”是中国自己“拱”出来的，不是其他外在因素构建的。这不仅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也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代表。

在这一大三角的运作过程中，既有苏联的反作用，也有美国的“顺势而为”。在美苏两国对垒的状态下，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客观上对美国是有利的。为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美国自然会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在面临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压力下，也迫切需要改善对美关系。在两极格局中，中国原本是最弱小的一方，能够成功构建出这“第三角”实属不易。

冷战时期，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以及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使中国在大三角中处于最弱但是最主动、最灵活的一角，中国不仅在硬化了的两极格局中主动撑出了第三战略维度，扯出与美苏两极相对应的第三条战略支点——两极之外的第三“角”，并且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是中国外交的特殊贡献，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当前我们在讨论当代国际关系史时，多从宏观格局出发；但如果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切入，往往能够得出不一样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