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文一】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世界哈耶克思想研究权威，约翰•格雷在其名著《哈耶克论自由》中，对哈耶克的思想体系及其哲学渊源进行了体统而深入的阐述与评论。该书1984年出版时即刻轰动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因此于1986年再版。哈耶克本人更是对此书厚爱有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格雷“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最好的表述，不仅深刻完整地理解了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在自己停留下来的地方将其向前推进。”（参见哈耶克对《哈耶克论自由》的推荐语）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对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重构和推陈出新。哈耶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论批判，被欧洲思想界认为是天才地预言了20世纪末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然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长达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失败，赋予格雷这位政治哲学家比哈耶克更多、更丰富的历史素材来进行哲学思考。

约翰•格雷著，《哈耶克论自由》

因此格雷1998年在《哈耶克论自由》第二次再版（出第三版）的时候，在书的末尾加入了一篇“后记”。“后记”根据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发生的新的历史演进事实，对哈耶克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基础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格雷尤其指明，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认识论”批判，根本无法保障那些放弃计划经济的国家能够成功实现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转型，无法确保在自由化过程中他们的国家、社会、文化和道德传统不会解体，无法告诉它们如何进行实际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和如何在多种多样的市场经济制度之间做出明智选择。

邓小平似乎很早就明白这一点，因此强调在“四个坚持”原则下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在社会主义框架下从事循序渐进的市场机制改革，从粮食与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激励机制开始，而不是从国企私有化、价格市场化、金融自由化这些黑板经济学主张的领域开始，绝不盲从西方经济学理论。

然而中国国内的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认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的小政府经济学，教导说只要按照西方黑板经济学理论和教科书描述的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搞改革，将一切事务（包括粮食安全、国防、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传媒、伦理道德）交给市场力量决定，政府退出一切领域并将一切国家资产和资源私有化，中国就会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其实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和俄罗斯的盖特总理何尝不是自认为比中国这些经济学家更加聪明，结果通过休克疗法和盲目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把俄罗斯用70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和工业科研体系彻底给毁了。

中国学者韦森曾经向国内学术界简单介绍过格雷这篇著名的“后记”（参见韦森，“剑桥书简之二：约翰•格雷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全面挑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可惜目前为止国内并没有这篇著名评论文章的完整中文翻译版。个别学者认为格雷在其思想导师哈耶克去世不久后，立马对他的思想提出这样尖刻而系统的批评，是很“缺德”的事情，体现了格雷“人品的低下”。

本人极其不认同这样的道德审判。首先，作为一个遵循“康德道德规范”的政治哲学家，格雷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沉痛历史教训，对在实践中碰壁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提出批评，是完全符合哈耶克自己所极力倡导的康德批判哲学传统的。

第二，格雷早在《哈耶克论自由》的第一版中，就已经对哈耶克思想体系中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了质疑（参见《哈耶克论自由》第6章），这些质疑就连哈耶克本人也是认同的。而“后记”不过是将这些质疑，按照哈耶克所没有机会观察到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实施哈耶克所推崇的放任自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所遭遇的失败，进一步系统化和升华了而已。

第三，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历史事实改变自己原先的理论，无论这个原有理论曾经多么出名和成功，是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科学治学态度。这样一种治学态度也非常符合哈耶克本人最尊敬的两位同时代哲学家——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精神和为人之道。波普尔认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以被证伪的理论。哈耶克的理论恰好被后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实践所证伪，因此具有波普尔定义的“科学性”。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敢于严厉批判自己的前期哲学，勇于承认错误，无论他的前期哲学还有多少崇拜者和追随者，恰好体现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康德式道德观与治学风格。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没有遵循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流行经济学理论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哲学主张已经在很多方面被二十世纪末所有东欧国家的社会实践所挑战和证伪，哈耶克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仍然有众多的崇拜者。因此翻译格雷这篇“后记”的目的，是希望给中国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发自哈耶克思想体系内部的批判性视角与呐喊，来帮助启发和警醒中国学者如何可以在向西方市场经济学习的同时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当国人自己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中国经验已经全面挑战了西方流行理论的时候，如何可以做到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不必“言必称希腊”，削足适履地主张让中国市场经济依样画葫芦地成为美国式市场经济，从而承认市场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其必然的文化传统与地缘政治特性。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消解

约翰•格雷 著（文一 译）

哈耶克的思想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它是否如哈耶克所期待的那样包含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重建，使其足以应对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所发生的对人类政治与智慧的挑战？或者说哈耶克政治思想的价值，是否由于他未能敏锐察觉到自由市场体制对传统社会的破坏——包括对被古典自由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破坏——而被一笔勾销了？哈耶克把他为自由主义的辩护建立在认识论而不是实践论的基础上，这是否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或是死路一条？

哈耶克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批评家，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家被铭记。1984年，当这本书（即《哈耶克论自由》）的第一版出版时，中央计划经济似乎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仍存在。这种经济体制或许低效、腐败、容易带来巨大环境灾难、并只有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巨大压制才能维持，但它当时看起来似乎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它甚至拥有众多辩护者，他们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计划经济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它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提供了一种公平而安全的保障。无论具备多少合理性——它从来不是很多——这个论点在今天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而且在任何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回归。计划经济体制是（或企图成为）一种封闭经济体系；而在全球化时代，这样一种封闭体制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因此，曾经主导二十世纪政治历史的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结束了。

哈耶克比其他任何二十世纪的思想家更加了解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会因为无法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力而被淘汰出局。但他也完全没能洞察到一种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削弱自由文化社会的凝聚力。正因为忽视了自由市场在许多方面对传统社会的颠覆，他的思想被他试图捍卫的一种屈从于市场力量的自由概念所致命地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