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突破：不平衡的繁荣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估算，中国生活在每天1.9美元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88.3%下降到了当年的1.85%。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8亿人脱贫，是中国富民政策贯彻得最彻底、最成功的时间段。通过发展经济，中国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再通过世上罕见的脱贫攻坚战，以及取消农业税、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等措施，实现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脱贫。

很多人会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激励机制和市场效率。中国先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再通过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调动村中能人、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步步分阶段、由点及面地激活各地市场，下活了改革富民这盘棋。

1.小岗村的“官司”

改革亲历者、广东原主管农村工作的杜瑞芝在2008年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上曾一语道破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改革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皮！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也不行。”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约30年更多是一场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那么，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则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结果。对于中国高层决策者来说，若要产生上下左右的互动，思想解放是主线。几亿人饿肚子，用新的政治话语说，是人民的生存权出现了问题；对执政党而言，是信任危机的问题，事关生死存亡。

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4】他所说的“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指的就是当时束缚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意识形态禁锢。

赵树凯教授记述了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改革中一些有趣的细节。1980年1月24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小岗村考察之后，“顶风作案”的村队长严俊昌吓得两腿直打哆嗦。令他没想到的是，万里给了小岗村农民一颗定心丸：“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来跟他去打。”【25】

突破意识形态禁锢并非轻而易举，如万里所料，在那之后，他为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合法化打了三年“官司”。没多久，某位国家农委的老领导去安徽考察，回来就和万里发生了争论。他认为包干到户不宜推广，因为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万里说：“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人民）群众！”【26】在本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下，社会主义和吃饱肚子竟然成为不能相容的两个概念。由此我们才能体会出邓小平后来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27】的分量有多重。

不久后，万里调任中央任书记处书记，担任副总理，主管农业工作。这也直接导致了小岗村的“密谋事件”传到了中央决策中枢，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性事件。这一转折性事件的唯一物证如今成了博物馆中关于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文物，即一张写在香烟盒纸上带着红手印、包含着错别字的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从地方到中央，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延续了3年。直到1982年的元旦，中共中央才连续5年发出5个“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劳动工分制和计件制度中的“监督和计算问”，农户生产的粮食可以交够国家和集体的粮食之后，剩余的归自己，每个农户事实上成为“剩余索取者”，因而劳动积极性与报酬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28】正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激励作用，包产到户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国铺开。

根据林毅夫的研究，1979年，仅有1%的农村地区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到了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9%。这种基于底层农民生存逻辑的简单创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农业发展的效率。【29】按照住户调查材料，1985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私人住房、现金和储蓄、余粮等项总额为3812.77元，推算当年全国农户总资产在7000亿元以上。按相同口径计算已经比1981年增长了1.68倍，年均增长27.37%。【30】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了1985年的397.6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6.9%，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按照中国政府1985年确定的贫困标准（1978年人均纯收入100元）测算，197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0.7%，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到1985年，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了1.25亿人。【31】

包田到户并非安徽小岗村的创举，1956年高级合作化正在铺开之时，有的基层干部就察觉到农民生产缺乏激励机制的问题，当时的浙江省永嘉县县委书记李云河就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有的农村地区饥荒严重，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就承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以此获得土地的经营权。1961年，饥荒重灾区之一的安徽省一度有85.4%的生产队施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但最终被戴上“单干风”的帽子，受到批判。【32】

20多年后，时势逆转，包产到户得到政策支持。20世纪80年代参与了中国诸多重大农业政策文件起草的周其仁，借用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罗纳德·H.科斯的“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理论，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释为“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他认为这种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发的包产到户，得到了国家最高层面的法律保护（2002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方面，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仍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因而“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33】。

这只是事后的“经济学”理论说明，而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做法，并不是从一种本本主义又跳到了另一种本本主义。他们只是一边尊重了农民的简单生存逻辑——分田，另一边又坚持了土地国有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采取了比任何转轨制国家都更加符合实际的改革策略，在大大刺激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又保证了社会主义红旗不倒、基业不垮，让中国这艘巨轮能够高速前行而不脱轨。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事业，一个通过“超经济突破”完成的发展战略。

2.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4】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第一个重要的激励政策之后，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种“先富论”摆脱了将共同富裕误解为结果平等的“同步富裕”这一认识误区，强调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基于人有能力高下和术业有专攻及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允许有人先富，让勤劳致富变得合理合法，让先富的示范榜样作用激励后富，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对当时刚刚从“吃大锅饭”的体制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新的理念解开了精神枷锁，大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创造财富的热情。当年安徽芜湖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便是大家耳熟能详先富起来的代表人物之一。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35】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点名保护年广九。2005年，本书作者曾到安徽芜湖和郑州两地采访年广九，发现这位很懂生意经的“傻子”，将邓小平的话印在了自己的名片、“傻子瓜子”包装袋等很多地方。

年广九生于1940年，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跟随父母摆摊叫卖水果。但是后来，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1963年他因为贩卖板栗入狱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年广九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批斗，再度坐牢。1972年他改行炒瓜子，其间教会他炒瓜子的熊师傅因“违法摆摊”，在被当地工商管理人员追逃的时候，一口气喘不上来，气绝身亡。即便是偷偷摸摸做生意，1973—1976年，年广九就赚到了100万元，可谓新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了。

年广久

《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的前身）安徽站记者杨其广曾回顾了“傻子瓜子”在被邓小平点名前的细节。1982年6月，国务院总理对《中国财贸报》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报道作出批示，并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对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资本主义要取消；另一种认为，这些事给我们以启示，这样会经营的人才，为什么30年来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能不能找出这样一条路子：既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又能克服消极的方面？”

最后，根据总理的批示，安徽省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得出的意见是：年广九确实有技术专长，又肯吃苦耐劳。他的瓜子质量好，得到群众好评，这些积极作用应该受到保护，但是有些问题一时拿不准，可以先看看，先不急于处理。【36】就这样，“傻子瓜子”越做越大，至1982年底，雇工已经达到了46个，一时间，“暴发户”“新型资本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这才有了邓小平1984年的点评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37】

与中央从政策上鼓励先富同步，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逐渐放开，中国改革重点开始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国亿万国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业致富热情，经商潮、下海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候鸟潮。

这场规模空前、轰轰烈烈的“人口迁徙”，正是中国减贫运动的生动写照。根据2004年对农民工的调查，到了2003年，样本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为984元，年平均打工9.5个月，年均收入9253元，其中4694元寄回了农村老家，占打工收入的50.7%，这些汇款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起了重要作用。【38】

3.贫富分化之辩

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减贫运动的最大动力。1989—2013年，中国的总贫困率下降了54.78%，其中经济增长贡献了55.75%。

如果将这24年分成两个时期，1989—2006年这17年间，经济增长贡献47.5%，但与此同时，不平等的恶化贡献了-1.63%。【39】改革开放政策确保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可以靠勤劳和智慧改善生活，但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1世纪之初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段时间尤甚。

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的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只有1.86∶1，到2002年，这一比例扩大到3.11∶1，如果把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计算在内，二者的比例或将高达7∶1。【40】若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根据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测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94年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开始高于0.5。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包括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等，仅从基尼系数这一指标看，世纪之初，中国已朝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迈进了。【41】即便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以来收入差距也呈现日益扩大的势头，到2008—2009年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42】

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存在贫富差距是正常的，正如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所希望的，这种差距能够从正面刺激人们致富的欲望，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但是，如果贫富分化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相关联，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有关贫富差距问题的讨论这一时期也席卷了舆论界、学术圈和决策者的议事厅，议题包括贫富分化的程度、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深入研究“公平与效率谁优先”问题，以及“先富是否真的带动了后富”等深层次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肯定了效率的首要地位，随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理念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必然结果。【43】

通俗地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将“做大蛋糕”放在首位，“分好蛋糕”放在第二位。按照这一概念的首提者——时任中央党校研究员的周为民和卢中原的初衷，是在保证最必要的公平程度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社会经济效率，是改革开放之初为配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之历史任务决定的。【44】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垄断行业的高利润、权钱交易、部分高收入人群“为富不仁”等社会不公现象，已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滋生蔓延，如再不特别关注社会公平，必然破坏和谐社会的建立，甚至威胁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即使是被经济学家普遍当作经济问题分析研究的贫富分化问题，在中国也绝不可能被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来处理，它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也需要通过“超经济突破”加以解决。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认为，“一个经济社会不仅仅只追求效率……一个经济社会或许会作出选择，改变自由放任的均衡，以便增进收入和财富的公平或公正性”【45】。而且，经济学“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46】。但是，为什么中国在不平等问题上可以通过“超经济突破”的综合手段不断改善，而西方国家则束手无策呢？到底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问题，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上的问题？

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的说法。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不再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而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强调“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党中央还推出了一系列保护中低收入人群利益、保证社会公平以扭转贫富差距拉大趋势的措施。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

2006年1月1日宣布彻底废除农业税，全国农民每年减负1000多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左右，这一举措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最具标杆性意义的惠民措施。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2003年中国试点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从2016年开始推动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合二为一，截至2021年9月《“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颁布时，已经建立起了覆盖13.6亿人（覆盖率95%以上）的基本医保体系，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