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热爱还是厌恶李光耀的人都得承认，新加坡确实进步惊人，从一个发展中地区跃升为世界人均GDP最前列的国家之一（2013年按汇率法排名世界第9位），在大国之间也游刃有余。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世界性声誉，“新加坡国父”“小国家里的世界级政治家”等等光环照耀了他的后半生，但作为政治家，鲜有能盖棺定论者，李光耀也不例外。

中国民间难定论

李光耀在中国得到过特殊的礼遇和重视。尽管冷战期间分属对立阵营、建交晚至1990年，但中新之间有着特殊的血缘文化联系，中国怀着最大的诚意，学习新加坡的发展与治理经验。

在特殊历史时期，只有李光耀敢于公开支持中共；然而在非典时期，新加坡方面又高调地“落井下石”，令人大跌眼镜。

同时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岳峙所言，“进入21世纪后，……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日益突出，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越来越‘两面派’。……极力鼓动美国‘重回亚太’……寄希望于印度……制衡中国。”这固然是“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不得已的选择”，但在中国民间、网上引起反弹，也在情理之中。

这些微妙的变化，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政治环境去看；可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对自身道路越来越自信，正如李光耀自己承认的，中国领导人早就不再向他“咨询意见”了。

新加坡目前仍是对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国。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新合作的产物。许多曾在园区工作的领导、员工都认为，李光耀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但园区建成之初，历经坎坷——在新方管理期间，长期严重亏损，引入投资廖廖，1997年甚至打算撤资，时任苏州市市长陈德铭（后任商务部部长）亲赴新加坡游说，才成功挽留。

虽有这样的波折，说贡献“难以磨灭”并不为过。毕竟万事开头难，园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新方存在本身就已是最大的支持。

在文化层面，中国人对新加坡或许同样感情复杂。李光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虽然鼓励双语教育，但对当地维持了数百年的中国文化血缘不可能毫无影响。另一方面，又早早推行简体字，使新加坡成为网友针对“繁体党”的“打脸利器”。

新加坡的陈年往事

中国人看李光耀毕竟隔了一层，但新加坡人对他恐怕也难言定论。虽然国葬上必定哀荣备至，现在也聚集了很多排队缅怀的民众，可许多历史片段经过发酵后，或许仍会影响未来部分新加坡人对李光耀的判断。

李光耀凭借为新加坡左翼社运担任辩护律师，严厉批判《内安法》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后来却用《内安法》逮捕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并不经任何审讯将他们长期囚禁。时任新加坡国会议员、后被囚禁长达19年的林福寿医生说：连希特勒在国会纵火案后，还不得不给了季米特洛夫们受审的机会，但李光耀连这点门面都懒得装。

关于《内安法》最吊诡的案件是，1987年，他以“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名，依该法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社会工作者。愿意为这些人充当辩护律师，曾经担任过新加坡副总检察长、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也被一并以《内安法》逮捕。后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萧得以获释，但他仍然因为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商业和刑事调查，被迫出逃北美。

李光耀以激进独立派形象并与左翼社运联合，赢得选举出任自治领总理，随即迅速与英国秘谈，违背多数新加坡时人意愿，放弃独立加入马来西亚。

他声称厌恶“列宁主义的领袖集权”，但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党章不但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而且把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能挑选干部党员，而又只有干部党员才能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由他长期担任的秘书长单独决定谁出任内阁要职，谁只能担任后座议员。这种源于罗马天主教会教皇-枢机主教互选互任的制度，可以说连现代民主的表皮都没有。

李光耀在做决策时，肯定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的理由，但这些行为依然很容易被形容成“政治变色龙”。新加坡过去如果鲜有人敢提，今后却可能对现行政治体制颇有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