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

2026年5月初，有媒体披露了一场得到某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支持的协同舆论攻势。该委员会与OpenAI、帕兰提尔（Palantir）及安德里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等公司的高管存在关联，旗下组织如“建设美国AI”（Build American AI）和“引领未来”（Leading the Future）斥资赞助TikTok和Instagram上的网红，在吹捧“美国AI”的同时，向美国公众渲染中国科技崛起带来的恐慌。其话术包括警告“中国AI可能窃取个人数据或抢走工作”，并将其包装为一种名为“支持美国队”的爱国主义义务。

这一动向与英伟达CEO黄仁勋的表态同步出现。他承认，由于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加速了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英伟达目前在中国AI加速器市场的份额已归零。这些当下的事件符合一种更加长期性的趋势：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努力、关于能源与创新的客观物质条件，以及美国部分科技精英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暗流。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美国AI利益集团中那一小撮具有影响力且言论激进的群体——一群怀揣着末日愿景的科技寡头——所构成的威胁，并非主要体现在国家间对抗，而是源于他们集中权力的野心。这种野心危及公众问责制、经济稳定与全球多元主义。相比之下，中国的AI发展路径——强调成本效益、软硬件协同设计、开源要素与快速规模化——提供了一种反制思路：它倾向于更广泛的普惠式获得，而非垄断式控制。美国及全球AI领域的道德实践者应认识到，这是一场“集中式精英愿景”与“分布式、兼容主权的发展模式”之间的较量，而非简单的“美中对决”。

即时事态：舆论攻势与市场变局

《连线》杂志的调查详细披露了“建设美国AI”的运作内幕。该组织关联着一个资金超1亿美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背后站着OpenAI、帕兰提尔和安德里森·霍洛维茨等公司的相关人物。他们为每条制作的视频向网红支付数千美元，将关于生活方式的内容制作与亲美AI宣传及反华叙事相结合。这样的脚本样本警告称，若中国主导AI市场，美国人将面临数据泄漏风险与失业危机。支持者辩称，这是在监管审查背景下反制其他竞争叙事，并为创新护航；批评者则指出，这是“黑金”在中期选举前操纵美国舆论，并利用社交平台披露标准滞后的漏洞。

这股网红营销浪潮恰逢严峻的商业现实。英伟达CEO黄仁勋近期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AI加速器市场份额已跌至零——这与其昔日的统治地位形成戏剧性反差。美国对高端图形处理器的出口管制本意是拖慢中国发展进度，却倒逼后者转向华为昇腾系列等国产替代品。黄仁勋承认，这一政策在战略上适得其反：美国拱手让出了巨大市场，反而催生了一个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自给自足生态体系。

2025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在联邦层面统一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规则，限制各州各自制定规则。 东方IC

在硬件更替的同时，中国实验室在2026年春季展示了软件模型的迅猛进展。4月下旬，DeepSeek发布了V4模型预览版（含V4-Pro和V4-Flash变体），宣布在编程、智能体任务及长上下文推理等关键基准测试中，性能比肩全球顶尖闭源模型。凭借高达1.6万亿参数的Pro版本（采用混合专家高效架构）及最高100万词元的上下文窗口，DeepSeek V4以仅为美国同类产品5%-10%的推理成本（按API定价），实现了强劲表现。

同期及此前数月，其他中国实验室也发布了重要的更新。阿里巴巴升级了通义千问（Qwen）系列，提升了多模态与长上下文能力；智谱AI（Z.ai）发布GLM-5，展现了前沿的编码与多步推理实力。这些建立在早期开源权重模型基础上的成果，表明中国AI正迅速缩小性能差距。尽管美国实验室在绝对尖端的专有系统上仍保持优势，但中国模型已在诸多实用基准上实现持平甚至赶超——尤其是在计入成本效益、国产硬件适配性与可及性之后。

黄仁勋关于市场份额的坦白与上述模型发布共同印证了中国AI技术栈的成熟：硬件替代与算法架构创新相辅相成，提供了兼具竞争力与可负担性的性能。这一演变加剧了部分美国行业代表的商业焦虑——其天价估值依赖于“技术霸权永恒”与“市场统治必然”的叙事。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AI行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财务压力。领军企业在极度乐观的估值下筹集了巨额资金，但许多公司烧钱率极高，现金跑道却不断缩短。例如，OpenAI在追求超8500亿美元估值的同时，仅2026年预计现金消耗就将接近170亿美元，而累计亏损达数百亿，盈利仍遥遥无期。Anthropic等同侪也面临类似困境：训练与推理成本加上庞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导致即便其营收增长亮眼，也还是追不上支出的步伐。

这种资本密集型模式依赖于投资者对美国“不可阻挡的科技霸权”与“垄断式商业回报”叙事持续保持信心。然而，来自中国实验室（如DeepSeek、通义千问、GLM）的价格更亲民、高性能开源替代品正在侵蚀其护城河。这些方案的推理成本往往仅为美国顶尖专有API的5%-10%（甚至更低），且据估计，美国初创企业中高达80%的某些群体已在使用中国基础模型。这种结构性挑战直击了维持封闭式、高利润前沿模型的经济基础。开发者与企业日益青睐性价比高、可定制的开放权重系统，其在众多实际应用中已能提供近乎同等的性能。

一旦信心动摇，引发AI相关股票遭猛烈抛售，其影响将远超市场范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对美国AI行业估值的显著回调可能重创公众与投资者的整体情绪。AI热潮曾是美国股市上涨与经济乐观的重要引擎；若趋势逆转，不仅会放大“过度扩张”的观感，冲击通过指数基金重仓AI的退休金投资组合，还将在美国制造政治风暴。这种脆弱性有助于解释前文提到的并行舆论攻势的紧迫性：维持“中国威胁论”既能保住政策支持、采购管道与监管宽容度，又能为美国AI行业迄今为止仍难以兑现的货币化突破争取时间。

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资料图：新华社

而在这些商业焦虑之上，还叠加着更深层的客观约束条件。

局势交汇：出口管制、能源与创新模式

美国芯片出口限制名义上旨在延缓中国在AI领域的军民融合，实则催化了中国对本土能力的加速投入。这种经典的产业政策反应——限制制造稀缺，进而刺激产生替代——已经重塑竞争格局。然而较量远不止于芯片，其根基在于能源，双方在此已出现鲜明分野。

中国在发电装机增长上遥遥领先，每年新增可再生能源、煤电、核电及先进输电设施的规模巨大。其“适度超前建设”策略提供了充足且相对廉价的电力，这对耗电极高的数据中心与AI训练至关重要。反观美国，则面临日益严峻的制约。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指出，美国未来几年至少需新增100吉瓦（GW）的可靠电力容量，才能维持AI领导地位并支撑再工业化进程。而现有规划显示其可靠发电量净缩减，结构性的缺口在短期内难以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