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发展仍需要有更多制度变革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也提到，中国拥有大概100万哲学社科工作者，但这部分力量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依旧很微弱。其中有很多是体制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解决学者在国际发声时的后顾之忧？

王文：近两三年来，为如何解决学者在国际发声中的体制性顾虑，我与同事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正如我在《思想坦克》一书中所说到的，任何改革与事业转型都需要有配套保障机制。

中国学者对外发声的不足，除了个人能力、激励制度等原因，也与配套保障机制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出国制度。目前学者们出国并不容易，尤其是带一些头衔、有一定级别的知名学者出国，仍受到天数、次数的限制。公务护照的审批非常复杂，平时护照交到所在机构，一事一申请，申请往往需要数周，填表、报批程序繁琐，形式复杂，人还未出国，心就已经累了。比起欧美知名学者国际参会的频率，中国学者肯定要小得多。

财务制度。被委托出国宣讲，受到了各类严苛的财务制度限制，基本属于“义务劳动”。而且高校的院长、教授一般只能坐经济舱，但这些人员往往是宣讲的主力。去周边国家还好，到美国、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宣讲，往往就会让身体欠佳、年龄偏大的专家苦不堪言。陪同出访的副司局级别的官员可能坐商务舱，但需要上前台宣讲、辩论、对话的院长、知名教授却只坐经济舱。久而久之，大家心中颇有微词。

交流制度。通过国际会议方式，将外国知名专家、驻华使节请到所在机构来交流，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但主办国际会议的审批、对外交流的管理制度都相当严格，动辄就会踩到外交红线。从“百万大军”日常顾虑看，能少碰外国人、外国使节、国际事务就少碰，能不举行国际会议就别举行。这样的顾虑，肯定无益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项目制度。笔者所接触的实际经验看，外事形势变化快，与外交相关的项目课题要求高，出访任务急、时间长，投入项目工作的时间、精力往往是相同类型其他研究项目的2-3倍，但项目的经费往往是其他部委的1/2、1/3甚至更少。知名学者专家一般都是碍于情面承接，但经常外包给学生、青年学者草拟，久而久之，课题项目质量不一定会足够好。此外，出国宣讲的辛劳，也高度考验学者的觉悟与奉献精神。

人才制度。欧美国家具有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学者，一般都有在外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且职位都不算低。这段履历使他们在发声中更富有技巧性，在交往中更老练，在声音传播上更权威。相比之下，频繁为中国外交发声的专家，多是老大使，口径与外交部差别不大；仅有学术履历的中国学者，显得不够权威，没有分量。在中国，既有足够外交履历，又在国际有自己的话语特点，且有影响力的智库人士实在太少了。由此看，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人才制度变得更加紧迫了。

由此看，制度变革仍是非常重要。改革永远在路上，许多制度变革仍很艰难，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及大刀阔斧的勇气。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

观察者网：思想含量不足、智库空洞化也是目前智库发展面临的一个问题，智库研究如何提升自身的思想含量，而不是出于功利、赶鸭子式的出一些急就章的报告？

王文：智库行当鱼龙混杂，智库报告也是参差不齐。对于智库研究的思想含量，至少可以分层来分析：

一个层面是，高质量报告。许多优秀的智库报告多数都在决策层内部消化了，并不多见于世面，或者说，中国许多顶级智库学者的思想产品，相当多一部分并不能公之于众。这些思想贡献汇聚于过往几十年来的战略决策中，帮助促成了中国发展的伟大奇迹。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认为在思想力层面上，中国学者整体水平就完全输给了美国学者，否则，无法解释过往三四十年中国崛起的进程。

另一个层面是，市面上流行了许多“草台班子”智库，通过一些哗众取宠的文章来吸引眼球，造成了报告质量思想含量不足的问题。这些现象在智库圈内也广受诟病。

当然，如何提升智库研究的思想含量，是全球智库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下可能是一个思想贫瘠的时代，21世纪已过去将近1/4，我们回首想一想，这二十多年，人类出过多少战略思想家、智库高人，有多少年后仍能反复精读的智库报告？似乎很少。全球互联时代的世事变幻频率，越来越超出智者的审视与推测能力。能预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事件的智库学者廖廖无几，可见，优秀的智库学者是研究界皇冠中那颗最亮的明珠，世间罕见。从这个角度看，对这个时代的智库报告思想质量要放平预期。

从“道”的层面看，当前这个时代的全球政治与战略生态，可能很难再出像基辛格那样的大战略家、顶级智库学者。我在《思想坦克》一书从“术”的层面做思想，从自己亲历的一份惊动美国白宫的研究报告案例出发，将其归纳为“官方指导+创新运营+重大话题+精准时点”的可借鉴经验。换句话说，中国智库学者是有研究能力的，如果从国际话语权的层面去看待智库报告思想含量，再回过头来看待报告的写作与生产过程，可能就会有新的答案。

观察者网：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您提到的中国学者知识价值被低估的问题，您曾经很愤慨，为什么国外的学者可以动辄要出3万、10万美元的出场费，中国的知识在海外却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王文：这正是我写这本《思想坦克》的重要初衷。我主张要把“思想”市场化、功用化，在大国博弈加剧的当下，“思想”有时甚至应该武器化、进攻化。在美国，智库学者是没有“长聘制度”（tenure system）的，一般都是一两年一聘，这样就给他们产生寻找市场的巨大压力。许多美国学者通常都重视市场反响，没有人读的烂论文只会让自己失业，于是，从读者、受众角度衡量思想产品的实际价格，成为许多美国学者的工作动力。他们善于发明概念、原创知识，包装概念之下的精美逻辑，还善于演讲与推销，再加之“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等奖项光环，使得本国和全球受众都愿意为他们的演讲买单与知识付费。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则保守得多。象牙塔内的学者只把目光放在体制内的社科基金申请等与职称评价挂钩的目标上，没有任何制度驱动、激励力量去国际知识市场上争取更高的“身价”。换句话说，我们智库圈的思想生产与营销远远没有市场化，更别提武器化了。《思想坦克》一书专门剖析中国智库的“国际失语”也对此有所解释，即中国智库仍需要有更多制度变革。

观察者网：作为媒体，我们也经常和智库打交道，发现有时候很好的内容，却没有传播效果，总体感觉中国智库在媒体宣传和运营这块都不太重视。特别是现在进入新媒体时代和网络时代，从运营传播的角度，您觉得智库和媒体还要做哪些配合？

王文：美国智库在思想含量上未必碾压中国智库，但是运营传播上，肯定远远超过中国智库。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运营投入比。我曾去过几乎所有的美国一流智库，发现许多美国智库的研究团队人员占比都不高，甚至不到一半，越来越多美国智库都在重视思想的营销环节。传统基金会自称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贩子”，其公共关系的开销占年度总预算的35%-40%。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的市场推广经费占比，也超过了20%。

比如，美国近十多年进步很快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由原来K街的一层楼扩展到白宫附近的一幢8层大楼，职工有约200人，进楼地下一层、一层、二层都是会议室，据说一年要有2000多场会议，平均每天7场会议。而且地下二层还是一个媒体中心，网站每天点击量有数百万。所以，从智库传播的角度看，中国智库需要增加运营投入，要有专门的媒体运营人员、公关人员，即中国智库要增加“媒体”意识，尤其是官方智库。当然，近年来，中国社会智库在“媒体”意识方面已有了很多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