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对舆论进行管理和调控，一直是现代社会治理中富有争议的问题。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舆论管控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限制和规训媒体权力、特别是商业媒体的权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领域，这是社会文化共识、公民教养等共和主义诉求与个人权利至上、自由竞争市场等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新闻业成为一个成熟产业，新闻操作也树立了自己的行业伦理和自律规范，完成了专业主义转型，对媒体进行社会管理的争议因此进一步复杂化。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历史中，树立现代国族意识和防止外部文化殖民成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传媒事业的一项重要诉求。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其一，政党政治主导的媒体通常在大众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面对国际传播力量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对媒体的管控多了文化主权和舆论安全的考虑。

因此，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等理念常常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治理大众传播的合法性来源，这充分展现了启蒙思想内部的矛盾性。正如不能把成熟市场新闻业简单地冠以“自由”之名一样，也不能把对媒体舆论的管控简单地冠以“专制”之名。认真地分析传播治理模式生成的本土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源流，才是理解媒体行业社会调控方式的稳妥路径。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虽然“党管媒体”的政治语汇并没有被替换，但历经近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目标和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党和媒体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在媒体行业高度市场化的消费社会中，如何理解“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样刚性的政治约束要求？这些传播治理理念的缘起、发展和现实中面对的影响、挑战，都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宣传工作是最为核心的任务，媒体传播被要求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此时，党的宣传事业整体规模十分有限，政治家所办的报纸，目标和职能都十分清晰，思想和舆论的统合力基本算不上一个问题。相比之下，如何了解基层、发动群众、塑造共产主义理念中的革命主体，才是宣传工作最重要、最明确的目的。在传播实践中，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面向劳工、走向基层、服务大众，与社会底层相结合，由此形成的“群众路线”传统是党办媒体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这段时期，《每周评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都开始大量关注劳工问题，他们不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而且展开与工人生存状况和抵抗运动相关的调查，更可贵的是，这些媒体都开辟专栏让工人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农村，沿着同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农民运动的机构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民报刊，宣传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更是到处可见。

《劳动界》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群众路线”凭借组织工作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为党办的这些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群众新闻，打破了新闻职业的分工边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更具有民主进步色彩。

除了延续“群众路线”的传统，延安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形势变化，它们是媒体“党性原则”得以树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的队伍空前壮大，思想工作的复杂性非建党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斗争的外部环境让统一思想、大局意识、纪律原则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些新的变化要求将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到行动紧紧纳入到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中。

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当时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新闻工作者“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及到党的影响；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这种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宣传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在媒体市场化、职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要求新闻宣传领域中不可动摇的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