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维杰·普拉沙德，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美国本身并不反对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也不反对其昔日的寡头统治集团。美国政府及其企业阶层真正反对的，是乌戈·查韦斯总统第一任政府在2001年所启动的“玻利瓦尔进程”。

2001年，查韦斯通过了一部名为《有机烃法》（Organic Hydrocarbons Law）的法律。这部法律宣示了委内瑞拉人民对全部油气储量的所有权，它将上游勘探与开采活动保留给国家控制的公司，同时允许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参与下游业务（如炼油与销售）。

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早在1943年就通过法律实现了石油国有化，并在1975年再次重申其国有化的合法性。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大型美资石油公司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下，该国石油产业被大幅私有化。

在查韦斯颁布新法后，国家重新掌控了石油产业的控制权（对外石油销售当时占该国外部收入的80%）。这激怒了美资石油公司，尤其是埃克森美孚与雪佛龙。它们向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施压，对查韦斯采取行动。美国在2002年试图策动一场推翻查韦斯的政变（持续了几天），随后推动委内瑞拉腐败的石油工会发起罢工，打击委内瑞拉经济。

查韦斯之所以顶住了政变与罢工，是因为他拥有广大民众的支持。玛丽亚·科琳娜·马查多（于20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创立了一个名为“Sumaté”（意为“加入”）的团体，推动启动罢免公投。2004年约有70%的登记选民前往投票站，其中大多数（59%）投票赞成保留查韦斯的总统职位。

但马查多及其美国支持者（包括石油公司）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从2001年至今，他们一直试图推翻“玻利瓦尔进程”，让美资石油公司重掌大权。因此，关于委内瑞拉的问题，与其说是“民主”（这个被滥用而内涵日益空洞的词汇），不如说是国际阶级斗争：一方是委内瑞拉人民自由掌控其油气资源的权利，另一方是美资石油公司支配委内瑞拉自然资源的企图。

玻利瓦尔进程

当乌戈·查韦斯在20世纪9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时，他激发了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想象与共鸣。那个十年间，历任总统上台前承诺要使这个石油富国免受IMF强加的紧缩政策之害，上台后却转而采纳IMF的紧缩方案，背弃承诺的戏码屡屡上演。

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如民主行动党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1989—1993年任总统）还是保守派（如基督教民主党的拉斐尔·卡尔德拉，1994—1999年任总统），都是如此。虚伪与背叛定义了政治世界，社会被高水平不平等（基尼系数高达惊人的48）牢牢束缚。查韦斯以56%对39%的得票率击败了老党派候选人赢得大选，获得了民意授权，这正是对虚伪与背叛的否定。

查韦斯革命扭转了委内瑞拉国家的发展方向

1999年（他就任）到2013年（他去世，享年仅58岁）期间，国际油价维持高位，这对查韦斯和玻利瓦尔进程大有助益。在掌握石油收入后，查韦斯将其用于创造非凡的社会进步。

首先，他推出了一套大规模社会项目（misiones“使命”），将石油收入重新导向满足基本人类需求：如基层医疗（“走进社区使命”Misión Barrio Adentro）、工人阶级与农民的扫盲与中等教育（Misión Robinson、Misión Ribas、Misión Sucre）、粮食与食品主权（Misión Mercal，随后是PDVAL），以及住房（“住房大使命”Gran Misión Vivienda）。

国家被重塑为实现社会正义的载体，而不再是将工人阶级与农民排除在市场收益之外的工具。随着这些改革推进，政府开始通过参与性工具建设人民权力，如公社（comunas）。这些公社最初源自民众协商性集会（社区委员会，consejos comunales），随后发展为掌控公共资金、规划地方发展、设立公社银行并组建地方合作性企业（社会生产企业，empresas de producción social）的群众性机构。

公社代表了玻利瓦尔进程最具雄心的贡献之一。它虽然无法让委内瑞拉人民收入更均等，但仍然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通过公社可以构建人民权力体系，从而实现对寡头统治模式的长期替代。

长达25年的混合战争

2013—2014年发生的两件事对玻利瓦尔进程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一是查韦斯革命的核心推动者，乌戈·查韦斯先生的早逝。其二是石油收入的下滑乃至持续崩塌。查韦斯之后的总统是前外长兼工会活动家尼古拉斯·马杜罗，他试图稳住局面，却在油价方面遭遇严峻挑战：2014年6月油价见顶（约108美元/桶），2015年大幅下跌（跌破50美元），到2016年1月更是跌破30美元。

对于依赖原油对外销售的委内瑞拉而言，这一下降是灾难性的。玻利瓦尔进程无法彻底修正依赖石油收入的再分配模式（不仅在国内，也包括通过“加勒比石油计划”在区域内的再分配）；它仍依赖石油出口，因而也受制于作为“单一原材料输出国”的内在矛盾。

同样，玻利瓦尔进程并未剥夺统治阶级的财富，这些阶层仍对经济与社会施加强大影响力，从而阻碍向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转型。

在2013年之前，美国、其欧洲盟友以及拉丁美洲的寡头势力，已经为对委内瑞拉发动混合战争打造了武器。1998年12月查韦斯首次赢得大选、但尚未于次年就任时，委内瑞拉便出现资本外逃加速的现象，寡头集团把财富转移到迈阿密。在政变与石油停工期间，资本外逃的迹象更明显，动摇了委内瑞拉的货币稳定。

美国政府开始进行外交层面的铺垫，给委内瑞拉政府贴上“问题”的标签，构建一个反委国际联盟。到2006年，这导致委内瑞拉在进入国际信贷市场方面遭遇限制。评级机构、投资银行与多边机构稳步抬高借贷成本，使得再融资变得困难，这一切发生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正式制裁之前。

在查韦斯去世、油价走低之后，美国开始对委内瑞拉发动更为聚焦的混合战争。所谓混合战争，是指经济胁迫、金融扼杀、信息战、法律操控、外交孤立与选择性暴力的协调运用，旨在无需全面入侵的情况下，动摇并逆转主权政治工程。

《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1月4日报道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出任“委内瑞拉总督”一职，海外网友给鲁比奥P上了一套“委内瑞拉总统服” X网站

美国的目标不是领土征服，而是政治臣服：对尝试再分配、国有化或推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进行规训。混合战争通过将日常生活“武器化”来运作。货币攻击、制裁、制造短缺、媒体叙事、非政府组织施压、司法骚扰（法律战），以及人为制造的合法性危机，旨在侵蚀国家能力、耗尽民众支持、撕裂社会凝聚力。随后，这些造成的苦难又被包装成内部失败的证据，从而掩盖外部强制的制度化结构。

自美国于2017年8月对委内瑞拉非法实施金融制裁以来，委内瑞拉恰恰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形；2018年的次级制裁进一步加码，支付体系与贸易渠道被扰乱，并被迫对美国制裁规定采取“过度合规”的做法。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在叙事上系统性淡化制裁的作用，却将通胀、短缺与移民放大为纯粹的内部现象，强化“更迭政权”的话术。2014年至2017年间委内瑞拉生活水准的崩塌，不能与这种层层推进的“经济窒息”战略割裂开来。

雇佣兵袭击、破坏电网、在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制造有利于埃克森美孚的冲突、杜撰一个“替代总统”（胡安·瓜伊多）、把呼吁对本国开战的人（马查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谋杀总统未遂、在委内瑞拉海岸外炸毁渔船、扣押离开委内瑞拉的油轮、在该国近海集结舰队；这些要素环环相扣，旨在让委内瑞拉社会处于持续的神经紧张状态，从而迫使“玻利瓦尔进程”投降，回到1998年的状态，进而废除任何赋予国家主权的《有机烃法》。

如果国家真的如玛丽亚·科琳娜·马查多所承诺的那样回到1998年，那么“使命计划”（misiones）、公社（comunas）以及1999年宪法所取得的所有民主成果都将被作废。事实上，马查多曾说，美国轰炸她的委内瑞拉同胞将是“一种‘爱的行为’”。那些想要推翻政府之人的口号是“向过去前进”（Ahead to the Past）。

与此同时，2025年10月，马杜罗在加拉加斯用英语对一群听众说：“listen to me, no war, yes peac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听我说，不要战争，要和平，美国人民）。”当晚，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警告说：“反对政权更迭，这让我们联想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地无休无止且失败的战争。反对由中情局策动的政变。”这句“no war, yes peace（不要战争，要和平）”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传播并混音成歌曲。马杜罗多次在集会与会见中伴着激昂音乐高唱“no war, yes peace”，至少有一次他还戴着一顶印有这句口号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