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不在爱泼斯坦圈层里的人自动加分。

要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爱泼斯坦的圈层里。这次事件后，那些有一定身份地位、年龄相符，和爱泼斯坦的世界有交集、但明显又不在爱泼斯坦关系网络里的人，名誉、地位、形象得到“自动加分”。

6.全球反精英阴谋论加强：

总有人质疑，这些人只是因为资历不够，才没有混到这个圈子，而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性不同。例如JD·万斯曾表示，爱泼斯坦文件里披露的“美国精英阶层那种近亲繁殖的性质，令人作呕”，就有人问，是不是只是因为JD·万斯太年轻，还没有资格混进这个圈子？如果换一个时空世界，他会不会也进入爱泼斯坦的圈子？

就此问题，不同人看法大相径庭。一部分人认为JD·万斯也不会免俗，最终一样会堕落——不在爱泼斯坦的圈子里，也会在其他类似的圈子里。这种看法实际上就是反精英阴谋论，认为精英“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好东西，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特定的人才会进入爱泼斯坦这样的圈子，也就是道德水平比较低，没有道德洁癖，对非道德行为“容忍度”较高、爱惜羽毛的人。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便都是精英，不同人的道德选择也是不同的。因此，克林顿和特朗普与爱泼斯坦交往，不代表奥巴马、米特·罗姆尼、桑德斯和JD·万斯也会这样做；同样，斯蒂夫·班农和爱泼斯坦交往，不代表塔克·卡尔森也会这样做。但经过爱泼斯坦案，反精英阴谋论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加强，精英出现整体信用破产。

7.最后指向以色列和犹太人：

前前后后披露的所有爱泼斯坦文件中，涉及的人物里犹太裔占比非常高，反映出爱泼斯坦深耕于一个以犹太裔精英为主导、跨越国别、跨越意识形态的国际社交网络。

特别是大家关心爱泼斯坦的钱从何而来——他的主要财务赞助者Leslie Wexner（“维多利亚的秘密”老板）和Leon Black（阿波罗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均为与以色列及犹太社群关系紧密的犹太大亨，两人（几乎莫名其妙地）向爱泼斯坦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爱泼斯坦的女友，目前服刑的Ghislaine Maxwell老爸Robert Maxwell一直为摩萨德服务，所以很多人认定爱泼斯坦受到以色列政府影响。

尽管这一轮最新披露里并无涉及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敏感信息，但：1）爱泼斯坦并不通过邮件沟通敏感信息，而是通过线下或线上Signal沟通）；2）不能认为美国司法部披露了所有文件。所以，人们会继续认为，爱泼斯坦的最终操控者是以色列或某种全球犹太人精英组织。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与爱泼斯坦的合影。

三、爱泼斯坦权贵密友的特点

以下是对爱泼斯坦朋友圈及其与爱泼斯坦互动方式的一些概括。

1.数量极其庞大。

爱泼斯坦文件展示了其关系网的体量、层级、跨度与持久性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几乎独一无二的极端现象：光是在邮件、飞行记录、会面日志、电话记录和照片中反复出现的名字就多达数百人，更广泛的间接关联（通过中间人、晚宴、捐赠、引荐）可能延伸到数千人。

爱泼斯坦社交网络的密度、广度、深度、质量，显然脱离了普通人际关系的自然边界和理解范畴：一个人如何能同时与如此大量站在各自领域权力顶点的人物保持如此亲密的、持续的互动，并且不断地组织、维系、提升这个关系网。

2.全球性与国别多样性：

爱泼斯坦关系网络具有高度的国别多样性和国际化属性，涵盖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术精英。核心在美国本土，也延伸至英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斯洛伐克、以色列、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许多国家和地域，显示了国际精英阶层在道德与利益上的隐秘相连。

但爱泼斯坦的关系网基本限于西方+以色列+俄罗斯，对其他地域覆盖很少，例如中国，为覆盖盲点。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方涉及到也极少。这和爱泼斯坦的全球犹太人关系网有关，东亚不在其覆盖范畴。

3.领域与界别多样性：

爱泼斯坦人物关系网所从属的领域与界别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覆盖了政界、商界、王室、科技界、学术界、金融界、法律界、娱乐界、文化界，构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界精英网络”，其触角之广、层级之高、领域之杂，远远超出一般的社交关系，有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爱泼斯坦密友、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把爱泼斯坦称为“人物收藏家”。

爱泼斯坦与特朗普的合照

4.政治阵营与意识形态多样性：

爱泼斯坦的关系网在政治阵营与意识形态领域展现出极端的多样性和跨越性，几乎囊括了全球权力光谱的各个极端与中间地带：从美国民主党核心，到共和党与保守派阵营；从西方自由派精英、硅谷科技主义者，到右翼民粹与左翼民粹；从西方政治精英，到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教皇保罗二世，到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爱泼斯坦从不依附任何单一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个非政治（apolitical）、无意识形态的资源与关系枢纽，将从属于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人物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政治、跨制度、跨文明的全球精英共生圈。

5.性别和性向多样性：

原本认为爱泼斯坦的朋友圈都是一群好色之徒。实际上，新披露的文件显示，爱泼斯坦的网络里还包括大量的女性，她们与爱泼斯坦保持长期、亲密、充满尊敬的往来，前约克公爵夫人莎拉·弗格森（称其为“一直想要的兄长”、表达说“干脆娶了我吧”）、挪威王储妃梅特-玛丽特（长期私人通信、称爱泼斯坦为“我的疯狂朋友”）、哈佛物理学家丽莎·兰德尔（访问其岛屿并保持轻松调侃式互动）到普林斯顿数学生物学家科丽娜·塔尔尼塔（接受奖学金支持、讨论科学问题、发送生日祝福）。不仅如此，同性恋男性也有一席之地：最典型的是密友彼得·曼德尔森。

这些人对爱泼斯坦表达的高度信任、情感联结、主动互动，这清楚地表明，爱泼斯坦的社交网络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单一的性交易逻辑之上（那只是满足部分男性朋友的需求），而是通过资源支持、智力交流、隐私保护、情感陪伴、高端人脉等等多重价值所共同构建。

6.不认为爱泼斯坦2008年性犯罪定罪是个实质问题：

爱泼斯坦来往人士的共同特征是，本质上都不认为他的性犯罪定罪是个实质性问题，而是一个可以忽略或“已经过去”的小插曲。一方面，大多数人在爱泼斯坦服刑结束后还在和他保持密切往来，或者建立新联系，主动邀请他参加聚会、访问岛屿、讨论学术或商业事务；另一方面，一些人还公开或在私下安慰他、为他辩护或者淡化指控，如乔姆斯基建议爱泼斯坦对媒体攻击“置之不理”，性侵指控为社会上“女性受虐歇斯底里”；史蒂夫·班农帮助他策划形象修复，并在访谈中直接为他开脱、英国维珍集团理查德·布兰森等人也表现出同情与支持。

这种普遍态度表明，精英对道德与法律的认知与普通公众确实存在鸿沟——在他们眼里，爱泼斯坦的罪行可以通过财富、资源、人脉和“有用性”被抵消或重新定义，而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甚至可能只是运气不好。他们甚至可能认为和16岁左右的少女发生关系并被称为“恋童”是某种上纲上线（严格意义的恋童为针对青春期前、13岁以下的少女，爱泼斯坦的对象都是已经发育的女性）。当然，这些人绝不敢对外表达这种观点，但在面对圈内人违法行为时，会表现出“宽容”与“理解”。在公众看来，当然这属于严重的伪善与道德败坏。

7.对爱泼斯坦完全信任、打开心扉：

爱泼斯坦文件里显示，这些顶级精英朋友都对爱泼斯坦表现出异常的信任与毫无保留地敞开。他们会向他分享高度私密的个人信息、财务状况、家庭矛盾、情感困扰，包括政治敏感话题、性偏好，还在邮件、短信、面对面交谈中主动暴露自己的阴暗的一面，包括粗俗的厌女言论（含“泡妞心得”）、对女性的物化评价、种族偏见、对权力的冷血算计、道德上的双标与自我辩护等等。他们对爱泼斯坦完全没有戒心，把他视为可以倾诉一切的安全对象、知心、“闺蜜”。

这些都发生在2008年爱泼斯坦已被定罪为性罪犯之后。要看到，这种极端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友谊或单纯的利益交换，显示出爱泼斯坦确实能够获得这些权贵精英的信任，让这些平日里戒备森严、形象精致的人物在他面前卸下所有防护，暴露出自己最幽暗、最赤裸的一面。

8.名人都在向他征求建议：

爱泼斯坦文件显示，那些处在各自领域顶端的精英人物，居然会把爱泼斯坦视为可以信赖的交流对象甚至顾问，向他咨询极其专业甚至高度机密的问题，这些领域跨度极大，几乎无所不包：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家丽莎·兰德尔就哈佛大学财务发展方向和自己的长期学术规划向爱泼斯坦征求意见；英国工党元老彼得·曼德尔森将自己回忆录的草稿发给爱泼斯坦，请他审阅并给出修改建议；比尔·盖茨与他讨论全球健康基金的投资组合与疫苗策略；拉里·萨默斯与他探讨美国经济政策和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方案；马丁·诺瓦克让爱泼斯坦深度介入演化动力学项目的论文方向和发表策略；彼得·阿蒂亚向他咨询长寿医学领域的药物实验与临床试验设计；乔姆斯基与他讨论媒体操控理论和全球政治格局；斯蒂芬·班农请他解析全球金融危机；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集团向他咨询亚洲战略……

这些例子表明，精英们不只是在私人情感上对他毫无保留，在专业领域也把他当作跨界智囊，愿意把领域内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交由他评判和指导。爱泼斯坦的邮箱里充斥着各种提问，还有他充满错别字和病句的回复。显然，爱泼斯坦在他们心中早就超越一般的富豪，不是一个一般的玩伴，而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咨询对象。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像杰弗瑞·爱泼斯坦一样的人物。这种把各种人串联在一起的运作方式（“整合资源”）从来就不是爱泼斯坦的发明，也不会在爱泼斯坦身上结束。真正的问题是，爱泼斯坦为什么是爱泼斯坦。他为什么能与不同领域如此之多的世界顶级精英建立并维持长期联系。他为什么能够让这些人打开心扉。他到底给这些人提供了什么价值？显然，和外界一开始所理解的不同，他依靠的不是提供年轻女性供玩乐（“恋童网络”），而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