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掌权是为了限制核弹的使用。但随着指挥和控制体系的不断演变（以适应更先进的武器和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总统需要能够下令对各种目标实施不同程度的核打击。而且，他在下令发动任何核打击之前，甚至无需礼节性地告知国会（更不用说等待国会宣战）。如果他愿意，总统实际上可以凭借自己的武器亲自对外国宣战。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定了一项旨在遏制苏联的原始核战略。美国及其盟友无法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但他们可以让克里姆林宫为世界上几乎任何类型的破坏行为付出终极代价，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核攻击。这一想法被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美国承诺“以我们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即进行报复的强大能力”。

1957年10月，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时，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率已连续数月下降。尽管他对核武器的效用深感怀疑，但他还是批准了大规模军备扩张，允许发射更多目标。“你不能打这种仗，”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一个月后，他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说道。“根本没有足够的推土机把街上的尸体清理干净。”

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同样对核选项心存疑虑，即便美国军方依赖其投资意愿。而且，这个系统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随着核武库威力的增强，出现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1959年，导弹时代取代了轰炸机时代，这同样使制定核决策变得复杂。以数倍音速环游世界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潜行于北极的苏联轰炸机更令人恐惧。突然之间，总统做出重大决策的时间窗口从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使得更广泛的审议变得不可能，也更加凸显了核决策权必须由一人掌握的必要性。

大约在同一时期，苏联包围了驻柏林的美、法、英三国军队，东西方阵营的军队直接对峙——这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也加剧了总统的压力。如果西方国家拒绝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任何局部冲突中退缩，苏联就可能进军西德，押注这样做会导致北约崩溃，迫使华盛顿屈服。而美国人则押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阻止（或威慑）这种入侵。

但如果任何一方在欧洲战场跨过核门槛，游戏很快就会归结为：哪个超级大国将率先、何时对敌方本土发动全面攻击？

在这种核边缘政策下，总统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引发灾难。如果留在华盛顿，他将面临被杀害的危险；如果他撤离白宫，苏联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美国人准备发动袭击的信号——这反过来又会激起苏联方面的恐惧，促使他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这种狂热之中，数十亿人的生命和文明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总统及其在克里姆林宫对手们的认知和情绪。

总统做决定，但参谋人员负责规划，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寻找轰炸目标。1960年底，就在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军方制定了第一套在核战争爆发时协调所有核力量的方案。它被称为“全面核战争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OP），但它算不上什么真正的计划。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同柯蒂斯·李梅（右二）等美军高级将领交谈

1961年的“全面核战争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OP）设想将美国所有核武库中的武器不仅倾泻到苏联，也倾泻到中国，即便中国并未卷入与美国的战争。这与其说是一个选项，不如说是一个无论战争如何开始都要杀死至少4亿人的命令。肯尼迪的军事顾问直截了当地（而且正确地）告诉他，即使在遭受如此规模的打击后，苏联核武库中肯定有一部分武器会幸存下来——并对北美造成可怕的破坏。这很快就会被称作“相互确保摧毁”。据国防部官员约翰·鲁贝尔回忆，在托马斯·鲍尔将军主持的SIOP简报会上，一个理性的声音响起，“如果这不是中国的战争呢？”那个声音问道。“如果这只是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呢？你能改变计划吗？”

“嗯，是的，”鲍尔将军无奈地说，“我们可以，但我希望没人会想到这一点，因为这会彻底搞砸整个计划。”“我只希望你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亲戚。”鲍尔补充说，因为该计划还包括用核武器轰炸这个小国的一处苏联设施。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舒普将军也是对该计划感到厌恶的人之一，他表示这“不是美国的行事方式”。鲁贝尔后来写道，那种感觉就像亲眼目睹纳粹官员在协调大规模灭绝计划一样。

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对自己手握的核打击选项感到震惊。就连尼克松也对最新的SIOP计划预计的伤亡规模感到不可思议。1974年，他命令五角大楼制定“有限的”核武器使用方案。当基辛格要求制定一项阻止苏联入侵伊朗的计划时，美国军方建议在苏伊边境投放近200枚核弹。“你们疯了吗？”基辛格在一次会议上叫道。“这是一个有限的选择？”

1983年末，罗纳德·里根听取了关于最新SIOP计划的简报，并在回忆录中写道：“五角大楼里仍有一些人声称核战争‘可以打赢’。我觉得他们疯了。”里根的顾问保罗·尼采在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大使：“你知道，我建议里根永远不要使用核武器。事实上，我告诉他，核武器甚至不应该被使用，尤其是在报复性打击中。”

冷战结束时，尽管这套系统仍由总统指挥，却已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局面：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灾难发生器，旨在将难以想象的选项转化为毁灭性的行动。每位总统都受到限制：基本上只有一个指挥部，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1991年，老布什开始削减这套臃肿不堪的系统，他主持了大幅削减美国核武器和核目标数量的工作。然而，总统换届，战争策划者却依然存在：在老布什卸任后的几年里，美国军方将目标清单的数量增加了20%。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包括就大幅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库存进行谈判，并制定更多防范技术故障的保障措施。例如，在90年代，美国的弹道导弹瞄准的是公海，以防意外发射。然而，如果爆发核危机，总统仍然会面临并非他本人设计，甚至并非他所期望的计划和方案。

2003年，SIOP被“战略威慑与军力部署计划”（OPLAN）取代，该计划表面上赋予了美国总统除灭绝全人类之外更多的选择，包括推迟做出反击而非立即报复。但据报道，最初的OPLAN也包含了摧毁小型无核国家的选项。尽管细节保密，但过去20年的军事演习和非机密文件表明，这份现代核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从上个世纪照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