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的破局谜题与未来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而最佳的方案，但其取得成功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内外条件：

其一，内部的两岸政治合意，即对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及重新安排台湾有关治权体系存在最低限度的共识和相向而行的积极意愿，“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即在这一前提下提出和展开，但现实条件并不乐观；

其二，外部的国际政治和解，即美国等西方势力可以容忍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并接受其中的利益合作条件。

如果上述的内外条件仍然满足，台湾问题就可以参照香港模式并加入自身的特殊性而走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困难恰恰在于，世易时移，上述内外条件均在恶化变质，前面分析的种种困境和挑战就是证明。

我们要客观看待“一国两制”的对台示范力和影响力之波动演变：

一方面，香港2019修例风波及由此带来的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的国家权力实质性进场，刷新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和法理全貌，导致“一国两制”暗藏于时间和实践逻辑中的国家理性与权威性“提前”展现，客观上不仅对香港社会的理解与接受造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更使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前景及自身权利与利益空间造成接受性瓶颈，民进党穷尽利用了香港变局而坐收政治红利，捆绑并恐吓台湾民众，扭曲“一国两制”完整法理，全力抵制台湾任何力量积极回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造成该议程的某种“悬空”状态；

另一方面，香港“一国两制”新制度体系及其系统法理，尤其是以“全面管治权”与国家安全、选举安全、爱国者治港及融合发展为重心的制度正当性，在理论解释、宣传、对话、互动与认同建构方面仍有巨大缺口，在与民进党及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的直接竞争中尚未取得决定性优势，从而造成大陆在对台话语权和主导权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口和短板，而弥补之道与术不仅尚未成形，且并非短期可以奏效。

民族复兴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国两制”亦然。作为改革开放与国家长期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和制度创新，“一国两制”是和平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需要利益相关方在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上有交叠共识。

如果台湾一味谋求“台独”，如果美国一味以“台湾牌”做极限的冷战利用，如果美台的极限互动以及“台独”和美国对台“准殖民”控制已经完全无法用“一个中国”政策的表面背书加以遮羞和掩饰，台湾问题破局时刻就会降临。

更进一步，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是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故任何与最终统一有关的行动及措施，在穷尽和平方法无法实现的条件下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2005年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延续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一贯政策立场，将之“法律化”为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条款，即该法第8条规定的三种情形：（1）“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2）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3）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在两岸关系趋于紧张及破局时刻历史性临近的条件下，不断有理性的呼声要求或建议国家做好“非和平方式”的制度和力量准备，对有关法律条款进行细化解释或操作性修订，或者根据宪法及《反分裂国家法》的框架并结合全新的内外形势与条件而直接制定执行力更强的《国家统一法》。

如果和平方式穷尽，而非和平方式在法治保障和理性规划下可以最小代价实现两岸完全统一和台湾的永久和平及可持续发展，台湾问题的“主场统一”及终极破局之道就完全是正当合法的，也是国际社会完全可以理解和认同的。这也是从根本意义上符合联合国宪章所维护的国家主权权利之法理以及“2758号决议”的规范原则，更符合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想和长远利益。

至于“台独”势力的“任何名义”（包括被无限滥用且只有捆绑勒索意义的民粹化“民主”）、“任何方式”（包括武力拒统、法理“台独”、公投独立等）以及美国（包括其盟友）的任何霸权干预，都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与法律执行过程中暴露其非法性、危害性和最终的虚弱性，不可能成为阻止中国完全统一及民族复兴的持久力量。如果“台独”势力和美国记取了历史教训，懂得了如何理解和尊重中华民族的正当权益，就能够理解和接受台湾问题的最终破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