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蒂亚戈·诺加拉】

正在亚马逊腹地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其召开时机正处在决定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信誉的关键时刻。会议一开始，人们便不得不直面一个尴尬事实：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至今仍停留在承诺层面，距离具体落实相去甚远。承诺与执行之间的落差依旧巨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对全球变暖贡献最多的发达国家，仍在国内政治利益的牵引下，在支持与退缩之间摇摆不定。

在COP30开幕前几天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将“加速能源转型、扩大气候融资、保护热带雨林”列为优先目标。然而，任何对这些目标的认真评估，都必须放在结构性不平等的背景下去理解——那些被要求推动转型的国家，其实并不拥有相同的条件。

COP30揭示了气候问题议程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张力：发达国家坚持严格的环保目标，却不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或产业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在不牺牲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下达标成为不可能。同时，它们依然维持着高碳排放的消费模式和能源结构。

参加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各国领导人合影 图自：COP30主办方

而那些仍在努力实现基础公共服务普及——无论是清洁饮水、交通、电力还是数字连接——的发展中国家，却被要求“保护”自身的重要生态资产，得不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发展的保障。更糟的是，发达国家还经常随着选举周期而改变气候政策的态度，削弱信任，使全球南方国家难以进行中期规划。

讽刺的是，这些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环保”的政府，往往也是资助环保非政府组织的金主——这些NGO在本地施压，阻止基础设施建设，却很少考虑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

这种不稳定又被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进一步放大。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的极右翼散布“气候危机并不存在”的否认论，破坏应对危机所需的多边合作；另一方面，与大型企业游说集团勾连的“选择性环保主义”兴起，在口头上高举生态旗帜，却回避“保护与发展之间必需的平衡”。这种思路仍受“零增长”理论影响——几十年来，它以生态为名，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扩张，同时免除了北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无论是哪一派，其结果都相同：加固了全球体系的不平等结构。

环保议题被当作贸易战的新伪装，已日渐普遍。以“环境保护”为名，对热带国家的农业、能源、工业产品施加限制，而北方国家自身的高碳产业链仍照常运作。拉丁美洲正是这种双标实践的实验场。最近围绕“赤道边缘”海域油气勘探的争论便是例证：欧美政府批评巴西进行油气储备的技术评估，却对圭亚那海上油田的西方公司大发横财保持沉默。这种话语的“选择性”昭然若揭，随着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变。

类似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间屡见不鲜。上世纪2010年代初，玻利维亚的莫拉雷斯政府计划修建一条公路，将穿越占地面积110万公顷的伊西博罗-塞克雷原住民保护地及国家公园（TIPNIS）。该项目旨在连接长期以来孤立且欠开发的地区，却遭到国际NGO、跨国媒体和西方外交代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威胁自然与原住民社区”。当时副总统加西亚·利内拉指出，许多反对运动的组织者并非当地居民，而是受环保NGO系统支持的外来人士——其中不少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则曾提出“以国际基金换取不在亚苏尼国家公园开采石油”的倡议。虽然获得了一些象征性承诺，但金额远不足以弥补损失。一旦“保护”需要真正的财富转移，发达国家的“道德热情”便迅速冷却——没有一个富国愿意作出实质性贡献。其讯号十分明确：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完全承担代价时，环境保护才值得赞美。

要认真讨论气候问题，就必须有历史记忆。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正是以高强度消耗化石燃料为代价完成的。这些国家积累的碳排放，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历史根源。要求仍在建设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放弃自身战略资源，实质上是冻结全球的不平等现状。没有技术转移、稳定的融资和自主决定发展优先级的权力，所谓的“绿色转型”不过是新形式的“绿色新保护主义”。

当代中国的经验打破了“发展与环保对立”的虚假命题。四十年来，中国让超过7.5亿人口脱贫，同时成为全球光伏、风电、电动车、电池和低碳工业体系的领跑者。中国的能源转型不是压制增长，而是以战略科技为核心重组生产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气候议题如今不仅是环境问题，更事关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之争。这就是为什么，欧美政府接连对中国电动车出口施加关税并启动舆论攻势——甚至就在巴西，比亚迪在卡马萨里建设拉美地区最大电动车工厂的计划，也遭遇与外部企业利益相呼应的媒体抵制。

河南省禹州市方山镇一处光伏电站 IC Photo

在此背景下，COP30在亚马逊召开的意义尤为突出。国际舆论常把热带雨林视作抽象的“人类共同遗产”，却忽略生活其中的人群长期面临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水平偏低的现实。亚马逊不仅是一片生态区，更是有人居住的领土。以罗赖马州为例，连接该州与巴西全国电网的图库鲁伊输电线项目，因司法争议与国际压力被拖延多年——所谓“绝对环保”的论调导致该地的基础设施无法建设，却没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结果，罗赖马州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后来改从委内瑞拉进口电力；当委内瑞拉的电网崩溃后，该地被迫重启高污染、高成本且低效率的火电模式。直到2025年9月输电线最终投入使用前，该州已为此付出了多年的高能价、产业受限、战略脆弱与区域发展滞后等种种代价。经验再清楚不过：保护不能等于隔绝。